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增收效应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是热点。值此之际,中国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转变为新常态,城市人口的加速集聚却仍然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旋律。作为促进城市发展和塑造城市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力量,人力资本外部效应不可或缺。只有在对人力资本外部效应进行适当评估之后,强调人力资本集聚及其外部性影响效果的政策才会更有意义。本文试图对人力资本外部性进行测量,并从四条路径出发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阐述,以及找出四条影响路径相对应的城市规模门槛。本文在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工资收入和城市规模的相关研究。随后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城市居民工资水平的路径进行了机制分析。实证部分基于2015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微观数据,以及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统计年鉴等数据,对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大小进行了估计,并使用门槛回归模型,以城市规模为门槛变量,考察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四种微观机制对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如何受城市规模的影响,丰富了人力资本外部性增收效应的研究内容和实证层次。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人与城市特征之后,观测到了显著的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在排除了一系列潜在问题的影响之后,结果仍然稳健。同时,人力资本外部性通过多条路径影响居民收入,而对于不同规模范围的城市,各路径的影响效应不同。对四条影响路径进行门槛回归分析之后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始终是城市劳动者收入增长的源泉,就业密度、城市产业专业化以及多样化程度的外部性作用发挥则都依赖于一定的城市规模,规模过小以及过大都不利于它们外部性作用的发挥。因此,在结合了具体的门槛回归结果深入分析之后,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大量劳动力在城市部门的集聚确实能够使得人力资本外部性形成,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城市特征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得到了较好的体现;（2）无论城市大小,投资教育都能够极大提高工资水平,工资的提高又会吸引更多的就业流入,城市人力资本规模和结构都得到改善;（3）对于具有一定规模中小城市而言,产业的专业化集聚使得它们能够在某一个领域产生足够大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城市的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4）对于较大规模的城市来说,内部的社会分工体系本就较为完善,企业对多样化人力资本的需求就更高,因此通过提高就业密度和产业多样化程度是能够提升工资的;（5）集聚效应和学习效应的发挥也可能会被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带来的“城市病成本”所抵消。由此,本文希望能够为我国城市人口适度规模的调控和城市发展政策提供相关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