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尤其是近年来体制内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国际形势不明朗、不确定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势头依然“风景这边独好”。不可否认世界性的难题都没有困扰我们，但伴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道德滑坡等问题却给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也给人民和政府敲响了警钟。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和官二代（李刚、药家鑫）、富二代等一系列价值观问题引发了人们对道德和人性的探讨。我们回过头看看这些年走过的路忽然发现，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一直是经济系统在领跑，尽管经济的快速发展解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文化、政治等生产关系系统也随着向前推进。但伴随着经济的转型，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也在悄然的发生着改变，强调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使得这一时期人的天性得到了解放、主体意识也日渐凸显，在广大普通民众缺少信仰的情况下盲目逐利导致个人的价值观在还没来得及塑造时就发生了扭曲，人性中利己一面的过分释放超过了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和道德底线，社会大系统对于这一“不能承受之重”的危险信号迅速给予反馈，于是引起了人们对人性的探讨乃至在理论上追溯到了亚当·斯密那里。仔细的比较发现亚当·斯密生活的前半生时代和我国改革开放在初始点上是惊人的相似，即都面临着个体与经济的问题。虽然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我们坚持市场主体的无产阶级性，忽视了市场经济主体的利己性规律，从而造成了人性中利己一面的滥觞。而斯密很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道德情操论》一书在肯定《国富论》中人的利己性的前提下将商人阶级引入道德建设领域并赋予其道德主体的资格，从而将人性利己和经济发展有机的统一起来，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社会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后人在解读斯密思想时先入为主的发现了两本书之间的关于人性和人的行为假设不一致性并由此提出了“斯密问题”这一概念。尽管关于亚当·斯密相关资料的完善，和对“私密问题”的不断深入研究，这一命题也自然不成为命题，但由此形成的关于人性“利己”与“利他”以及“经济人”与“道德人”甚至上升到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依然是个旷久未决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人，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的主体也是人，解决经济与道德矛盾的关键还是人。在“斯密问题”框架下解读人性的问题符合我国的国情。“斯密问题”作为研究斯密思想史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和历史性产物，对亚当·斯密思想的通篇研究有利于对“斯密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从而利于从经济学、伦理学、哲学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便于抓住“斯密问题”本质和内涵。虽然时代不同了，“斯密问题”有了新的时代形态，但“斯密问题”关于人性的探讨依旧是人性研究的主旋律。而准确把握人性的关键是将人性的两个方面进行肢解分析。通过对利己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哲学、伦理学的人性唯私论到自爱的历史演义分析，界定了利己、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概念内涵和外延以及适用范围，得出了人性的适度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传统经济人假设的贫困性以及由传统经济人假设向新经济人假设的历史演化。通过对利他从哲学、生物学的自然选择理论、亲缘选择理论和互惠性理论的分析，讨论了纯粹利他、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新近发现的强互惠利他作为互惠利他的补充）的三大主体类型以及衍生的主观利他、客观利他、有条件利他、无条件利他、义务利他、制度利他、显性利他、隐性利他等八个二级利他类型的适用分布情况，得出了影响利他的亲社会属性及移情能力两个因素，并将利他的边界放宽，利他的道德张力得以放大。在对利己与利他形成整体性把握时，得出了利己与利他的集合属性，都暗含着动机、行为和结果三个要素，以规范分析的方法得出了利己与利他在人性中的分布规律。而利己与利他所体现出来的共同属性使得作为社会属性的人在物质资料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中人性具有可加性，据此分别从个人和“法人”的微观主体和社会宏观主体的角度分析了利己与利他的作用规律、作用机理和作用路径，并得出了“斯密问题”均衡规律。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一规律。在得出“斯密问题”关于人性的分布规律后，发现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斯密问题”失衡是可以纠正的，并分别从个体和制度的角度提出了“斯密问题”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和方式，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人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