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张岱年就致力于中国文化出路的探索。在文化问题上,张岱年以兼容并包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继承、充实和发扬中国传统“好的和有积极意义的”文化的基础上,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民族性,继续发展中国需要的有力量的文化,同时吸取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达至文化的“创造的综合”,并最后创成“综合创新”文化理论。张岱年文化理论的形成与20世纪中国文化热潮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文导论部分将从引起文化热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阐述文化危机,因为在该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文化对立。30年代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中国社会再一次掀起文化的大讨论热潮,其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论辩最为激烈。文化危机的产生必然伴随着文化的重建,所以文化危机发生到一定程度总会被解决。当时保守主义文化派主张复兴中国儒学,欲以此举来拯救中华文化的危亡;与之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文化派则力主进行“全盘西化”,欲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宣扬资产阶级文化;而马克思主义者则选择走一条“中、西、马三流合一”的道路,进行文化重建。参与80年代“文化热”的文化派别仍然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为主,其中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理论则是其典型的文化范式。论文正文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张岱年20世纪30年代文化大讨论与“创造的综合”文化理论,第二部分阐述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与“综合创新”文化理论,第三部分是对其文化理论的发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宏观方面阐述其理论的形成与时代文化热潮的关系以及张岱年文化理论自身前后期的发展关系,微观方面则对其“综合创新”文化理论的优长之处进行评析以及对当代社会实践的价值意义的发掘。张岱年认为,在中国进行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行文化的“综合创新”,甚至到90年代,他更是站在文化价值的高度再次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认为文化的核心是文化价值,文化重建最关键在于文化价值重建,并提出一系列文化价值重建方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贡献了很大力量,并且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