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论文的阐述中,“西方”不仅是相对于东方及其文化或文明而言的对象或客体,而且是十九世纪以降中国和世界置身时势的一个内在的、具有相当支配性的要素。论文以1980年代中西碰撞的历史情势下,部分文学作品中的现代故事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取了海外(主要是西方国家)游记文学,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人的小说,寻根文学中的韩少功、王安忆部分作品,以及《河殇》、陈丹燕的《慢船去中国》为主要个案,从不同角度探讨了1980年代西方参照系下的中国现代故事的讲述方式,不同叙事资源的处理和整合,遮蔽与凸显,探讨现代故事讲述的多种可能性,以及不同的叙事资源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对于1980年代现代故事的几种讲述方式的重新考察,绝对不是要否认“现代”的意义,并试图通过某种方法找出一个单纯的“中国方式”的现代故事,而是探讨在讲述现代故事中如何处理各类叙事传统和资源、现实,以期给当下的文学症状带来一点启示。论文第一章以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的西方游记为研究对象,中国作家通过对西方的“游历”,“看见而描绘”的西方世界,确立了本文的基本问题:现代化与西方化界限逐渐模糊,曾经作为我们另一个建立主体性的他者——第三世界淡出视野。在第二章中,主要讨论在西方空间出现在我们的文学叙述视野以后,当代作家们如何讲述一个西方在场的故事,他们如何以西方为参照物想象、堪认中国的未来空间,本章主要以几个有重要影响的小说家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为例子,重新梳理中国“自我”的未来想象。第三章主要解决现代故事的讲述中,除了物质现代化,需要怎样的文化、政治空间。第四章分别以《河殇》、《慢船去中国》为分析对象,阐释1990年代对1980年代的“离开”,这是不同于1980年代的“中国”故事,是我们讲述中国现代故事时需要反思的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