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580条第2款规定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合同僵局问题。但由于学界对于该项权利的存在必要性一直存在争议,该规定即便入典成功,也仍存在一系列适用上的问题。本文遵从法教义学原理,试图以解释论的方式来构建违约方解除权规则,为其运行扫清障碍。文章引言主要内容是引出违约方解除合同权利的规定与其所带来的问题。第二部分介绍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规定从原《合同法》到《民法典》最终成文的条文变迁,并指出变迁原因在于学界对此权利存在否定论与肯定论两种观点的博弈,我们支持肯定论的观点并谈及该学说内部争议。文章第三部分是在肯定违约方解除合同权利的基础上对其权利定位进行分析,并将其归为司法解除权,强调其是特殊的程序性权利。第四部分是对违约方解除权的正当性证成。我们主要从规则与体系两个层面对该项权利的正当性进行说明。其中规则正当性是从违约方解除权的内部,即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独特效用以及功能构造三个方面进行,而体系正当性主要是从违约方解除权的设立弥补解除权体系的缺漏,并且是解除权体系与违约责任体系的桥梁。最后从合同效力的根源——意志论与信赖利益两方面说明合同无继续进行的必要,赋予违约方解除权对于回复当事人的交易自由有重要意义。第五部分主要是检视580条第2款的规定,文章认为目前的规定主要存在体系混乱、权利主体不明、适用条件模糊以及法律效果模糊四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违约方解除权规则构建所亟待解决的。因此文章第六部分主要是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针对体系混乱问题我们提出可以以解释论的方式重新梳理。而针对权利主体模糊,文章认为应对第2款规定中的“当事人”做限缩解释。文章对违约方解除权适用要件规定的不足进行漏洞填补,将其分为形式要件以及法院或仲裁机构加以判断适用的裁判要件两个层面。并且文章提出,作为解除权的一种,违约方解除权的法律效果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对于解除权的规定。最后由于违约方解除权是我国立法上的大胆尝试,滥用会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文章认为其在适用过程中需要对司法机关之自由裁量进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