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至今，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已发生五次较大的并购浪潮，跨国并购、巨额并购、强强联合，世界范围的兼并收购活动风起云涌。在我国，自1990年成立证券市场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和企业改革的进行，收购兼并正逐渐成为我国企业自我发展和扩大规模的一种方式。通过并购，扩大企业自身规模，进入新行业，使企业经营多元化甚至成为公司资本运营和投资的一种手段。在并购活动进行得紧锣密鼓之际，我们应该知道并购是否给公司带来经营绩效的改善，公司通过兼并收购扩大规模和进行多元化经营是否会带来公司得业绩增长，或者并购仅仅是公司管理层追求政绩、谋求自身福利的一种手段。 本文试图在国内外有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较长的时间范围内(三年)，运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通过分析企业在并购前后的财务指标，对并购企业的绩效进行研究，以确定企业并购是否真正提高了上市公司绩效，以及不同模式的并购对绩效究竟有无显著影响，混合并购是否能提高上市公司业绩。 本文的研究框架大致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理论界对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成果。并购是一种具有极大风险的活动，企业并购选择何种模式是企业对各种收益和成本、风险比较的结果。关于收购兼并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分析得非常多，研究发现兼并收购事件给目标公司股东带来了正的超常收益率，从而判断出兼并和收购带来绩效增长。其中，关于横向并购、纵向并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已得到了理论上和实证上的验证，但是混合并购的绩效在理论上和实证分析中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有必要对企业并购三种不同模式取得的绩效进行研究。 第二部分介绍了企业并购的沿革与类型。自19世纪末至今，全球范围内西方主要国家已发生五次大的并购浪潮。在我国，从“宝延事件”起，企业并购也经历了萌芽、数量型发展阶段，现在处于注重规范运作和有序发展的时期。企业并购涉及的领域很广很复杂，可以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其中，按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所从事业务的相关程度来划分，可以将其分为横向、纵向和混合并购三大类型。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企业并购的动因和风险。并购是一种具有极大风险的活动，在并购过程中，诸如人的因素、制度的因素、文化的因素、产业的进入障碍等不确定因素都会给并购带来极大的风险。一般来说，企业并购或是为了取得协同效应，或是利用税收效应，或是实现多样化经营，或是取得价值低估的资产，或是为了扩大市场。但是，由于我国的企业家尚不成熟，很多企业喜欢炒概念，追求时髦，进入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过分相信自己的错误判断，使得公司的并购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有些并购案例表明，有时并购决策并不是企业做出的市场行为，而是由政府主导的“拉郎配”，或者仅仅是为了取得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或者是为了美化财务报表而进行的财务式并购。 企业并购动机是否理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并购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并购能否创造价值，除了取决于并购动机外，与并购活动中面临的巨大风险和企业自身的微观决策关系密切，企业并购面临的风险包括政治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目标公司价值评估风险、融资风险、杠杆收购的偿债风险、反收购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整合风险。 第四部分是企业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衡量企业并购绩效有两种常规方法，即非常收益法和财务指标分析法。非正常收益法以股票的市场价格波动模型为基础来分析并购前后股东财富的变动，而财务指标分析法以企业的盈利能力、盈利水平、销售额、市场份额等经营业绩指标为评判标准来分析并购前后股东财富的变动进而研究公司并购绩效。相比之下，后者在我国更具有可行性。 本文即采用财务数据分析方法，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的会计指标，运用因子分析、综合得分模型，从较长的时间范围内(三年)对并购企业的绩效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大部分并购从总体上确实稳定持久地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其中尤以纵向并购类企业绩效最好。 本文最后是启示。为了推动并购市场健康、快速发展，管理层应该制定相关的有效措施来引导和推动并购重组活动，推动战略性并购；大力推行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淡化壳资源的价值，从而遏制那种报表性的并购重组，同时要完善上市公司并购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进行虚假并购的成本。作为并购方企业来说，要有理性的并购动机，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全面分析并购过程中可能面对的风险，在了解企业自身和目标企业的经营发展情况下，选择符合条件的目标企业、以适合企业的支付手段支付合理价款。并购过程的完成仅仅是企业整合过程的开始，整合过程直接关系到并购能否实现预期收益、提高企业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