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1955年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整体发展过程看,双层博弈对问题的推进一方面表现为有关条约谈判本身所展现的外交层面斗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缔约国在国内层面围绕条约的立法审批而展开有关纷争,它们在程序和实质层面对问题的发展、谈判的走向产生切实的影响。同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美英法等北约主要国家紧紧把握双重遏制战略也有深刻影响。以阿登纳为首的联邦德国决策者在以西方化为预期的基础上,也为尽可能争取国家主权利益而斗争。基于现代宪政民主体制,美英法德四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国家政治体系与既定国际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在维护联盟利益的同时,也各自制定了不同的国家战略,故其应对策略、政策态度不尽一致。为此,我们辩证地剖析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宪政体制对外交的影响,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更好地认识美国及北约盟国的联盟合作。本文主要立足于传统史学,综合运用国际关系学、外交决策理论的分析方法,从宏观上确定一种双层博弈分析框架,具体分析美英法德四国因应双重遏制战略,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战略反应、政策态度及制度影响,总结它们在北约框架下进行联盟合作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本文第一章主要回顾美国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前的政策历史,第二章叙述美国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历史背景及初步发展。与双层博弈分析框架相适应,本文把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划分为国际外交谈判(条约谈判)阶段和国内立法审批(条约审批)两个阶段,分别构成本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五章先叙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最终实现,然后从联盟体制与国内体制两个层面分析有关国家的决策特征。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整个研究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总结。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1)北约联盟伙伴的国内政治体系对它们的联盟合作行不仅有程序性影响,而且还有根本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法德四国都坚持或建立以竞争性政党制度、分权制衡原则、代议制民主及法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宪政民主体制。这种体制使得它们在参与外交议题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在联盟层面上展开持续性的正式谈判,而且还需要在国内层面接受制度性的权力制约,从而使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进行有机的互构。这种互构系直接导致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变得曲折漫长。(2)国内政治的宪政民主特征与国际关系的主权平等特征,在以美英法德为主要行为体的大西洋共同体内部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这些特征的存在,使它们之间的联盟合作行为不可能避免地出现各种讨价还价行为,而各方又都坚持且尊重这些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宪政体制的分权制衡性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现代国家进行联盟外交的“自动纠错机制”的作用。这种情况虽然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实现由于程序或技术问题变得漫长,但它却能够使联盟伙伴正视相互的利益冲突,从而使双方的关系避免滑向敌对,确保联盟关系的稳定。(3)如何有效平衡防务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成为贯穿美英法德四国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围绕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展开斗争的一条内在主线。艾森豪威尔本人更关注防务与经济的平衡关系,这成为1953年后的美国政府更在意加快实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基本要素。巨大的军事财政压力也一直是英国政府政策制定欧洲防务政策的重要考虑。经济发展的落后性与防务开支的不足,成为法国推进西欧防务建设时顾忌联邦德国的潜在影响因素。(4)既定联盟体系下的国家制定适切的国家战略与对外战略,辅以灵活的联盟政策,在坚定立场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做出必要的妥协,才能既切实地维护国家利益,又能有效地开展联盟合作,从而使国家利益与联盟利益得到良好的协调。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美国在不同时期与环境下适切地平衡了安抚策略与压力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