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健康经济学中比较关注的两个问题肥胖问题尤其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以及性别差异—结合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模型进行分析。本文由两篇独立的论文构成，第一篇研究独生子女政策对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的影响;另一篇研究父母对孩子的投资是否受孩子性别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孩子出生率迅速下降，缩小了家庭规模，可却使得新生儿男女比例大幅失衡(Ebenstein，2010;Meng,2009)。随着经济的增长，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迅速上涨的房价、物价和教育支出等，提高了父母养育孩子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促使家庭夫妇双方在时间，收入和孩子数量等方面做出决策。即女性更注重工作能力的提高，生育孩子的数量减少且照料孩子的时间也减少。因此，家庭必须在照料孩子上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取得权衡。　　在第一章，主要研究独生子女的政策对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的影响。在中国，儿童超重和肥胖已成为健康经济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过去三十年，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肥胖率持续性的稳定上升。　　已有的很多文献试图从家庭的各个方面研究孩子肥胖快速增长的可能造成因素，包括家庭收入（Anderson和Butcher，2006），睡眠(Meng，2012)，营养摄入(Shang等，2012)和体育锻炼(Li等，2010)等方面。本文则试图从家庭规模方面去解释孩子肥胖的原因。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使用中国的数据从家庭规模和父母投资的视角来研究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问题。　　在本章的研究中，内生性问题是我们要主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普遍存在的男孩偏好一方面会影响父母的生育决定（性别选择，家庭规模），即如果家庭里父母有男孩偏好且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父母将更大概率的选择继续生育，一般来讲，女孩可能出生在家庭规模更大的家庭(Ebenstein，2009，2010)。另一方面，父母的男孩偏好会影响父母对子女的照顾和资源等的分配，进而影响孩子的肥胖。因此，男孩偏好是产生内生性问题的主要原因。在文中，我们采取两种方法来避免内生性。首先，仅使用头胎的样本(Li，2008);尽管在中国总体上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但是头胎的性别比例为106.2％，符合自然出生比率(Yang,2006; Ebenstein，2009，2010;Meng，2009)。其次，使用工具变量。可行的工具变量是与家庭规模高度相关，但不影响孩子的肥胖。我们采用省计划生育罚款比率(Ebenstein，2010;Scharping，2003)和社区计划生育罚款比率作为工具变量。计划生育的惩罚力度直接影响每个家庭的家庭规模，但和家庭孩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通过使用工具变量和头胎样本，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　　进一步，我们讨论为什么在独生子女家庭，孩子的肥胖的概率更高。我们通过两个渠道来解释原因:1）在独生子女家庭，父母愿意花费更多的金钱来养育子女。通过对母亲出去工作的比例，照顾孩子的时间，以及子女的营养摄入等方面的因素调查，我们发现，在独生子女家庭，母亲出去工作的比例更大，孩子在家吃饭的频率更低，吃快餐食品的频率更高。同时，我们发现，父母更多的给子女零花钱，给孩子买更多的广告产品和零食。2）在独生子女家庭，孩子摄入更多高糖，高脂肪和高蛋白的食物，最终导致孩子的肥胖。通过调查一个月家庭成员的营养摄入，我们发现，在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会更多提供高营养的食物给孩子。　　本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将计划生育政策纳入家庭对孩子投资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其是间接造成近年来孩子肥胖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本文对肥胖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在中国，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的快速增长是由社会和家庭等因素共同造成，肥胖不仅对孩子现在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如肥胖孩子参加体育活动负担更重，肥胖孩子遭到歧视等;而且会对孩子未来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造成重大影响。因此，社会和家庭都应关注这一重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缓解这一现象。　　在第二章，我们主要研究父母对孩子早期投资的性别差异。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间的性别差异再逐渐缩小，但却一直存在。女性往往获得更低的教育水平，更低的劳动参与率，以及更低的收入。大多数文献主要讨论成年男女性在工作中，社会中的差异对待，很少有文献讨论从健康方面来讨论早期的父母投资的性别差异。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母乳喂养对孩子的健康、认知和发育至关重要。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儿童的死亡率，它对健康的益处可以延续到成人。母乳喂养能够有效降低婴儿因肠胃炎、哮喘、肺炎、糖尿病、儿童白血病和突发性婴儿死亡综合征等疫病的死亡率，降低儿童体重超重或肥胖的可能性，并且有助于儿童的智力和认知能力的发育(Agency for Health Research andQuality，Ip et al，2007)。世界卫生组织(WHO，2010)曾多次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呼吁母亲应该保证孩子有足够的母乳喂养时间。　　父母投资的理论(PI theory)指出，父母对孩子的任何投资（时间，精力等）都是有成本的，且对每个孩子并不是均等的(Trivers，R.L.，1972;Robert J.Quinlan，Marsha B.Quinlan，Mark V.Flinn，2003)。在时间和金钱的约束下，父母会在工作和照顾孩子，以及对孩子的投资做出最优的投资策略。母乳喂养作为父母早期投资的一部分，既需要直接的时间投入，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投入来保证母亲产后的身体健康，从而能够有充足的母乳。从时间投入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法定产假是三个月，因此母亲必须在足够的母乳喂养时间和回归工作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母亲的工资率越高，母乳喂养的机会成本越高，从而越有可能较早结束母乳喂养。Baker和Milligan(2008)以及Fein和Roe(2006)用加拿大各省的法定妇女产假来预测孩子的母乳喂养时间。在2000年以前，母亲有最多六个月的带薪产假，2000年之后，带薪产假延长到一年，政策的变动导致母乳喂养时间的增加。同时，母亲工资率的高低对母乳喂养时间也有很大影响。母亲收入越高，母乳喂养的时间成本越高。基于相同的逻辑，我们认为，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相应地工资率的提高是近年来我国母乳喂养时间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我们关注另外的家庭投资的指标，孩子早期的医疗和健康投入，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教育水平都显示父母投资的性别差异。通过分别考察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我们发现，性别差异现象在农村地区更为显著。本章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的基线调查。　　本章关注的重要现象是女孩从家庭获得的资源始终低于男孩，且在农村地区更严重。我们认为这一性别差异与我国普遍存在的“男孩偏好”观念密切相关。Seema Jayachandran和Ilyana Kuziemko(2011)在印度发现类似的现象，作者认为由于印度“男孩偏好”(son preference)观念的存在，女孩的母亲为继续生育男孩而较早地结束对女孩的母乳喂养。但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通常家庭的生育间隔较长，且生育率较低，母亲为继续生育而较早结束母乳喂养的可能性较小。但“男孩偏好”的观念同样会深刻影响家庭内部的决策，从而影响对孩子的投入。如林菀娟和赵耀辉(2014)发现，与第一胎是男孩的母亲相比，第一胎是女孩的母亲更难获得（外）祖父母照看孙辈的帮助。李立行和吴晓瑜(2011)则发现第一胎是女孩的母亲在家中的地位较低，且营养状况更差。上述研究证实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存在，母亲在生育孩子之后，孩子的性别对自己以及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都会受到影响。　　为了检验性别差异是否由“男孩偏好”思想导致，我们根据对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等观念的认同度来直接衡量孩子父母亲的“男孩偏好”程度。同时，我们对父母的性别偏好以及家庭子女性别进行识别，如果父亲或母亲有“男孩偏好”且第一个孩子为女孩，他们继续生育子女，我们定义该家庭的父亲或母亲确实有“男孩偏好”。　　我们发现，父母投资的性别差异仅存在于母亲“男孩偏好”思想较强的子样本，且父亲的“男孩偏好”思想对性别差异并没有显著影响。近年来，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在社会和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在东亚文化圈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原因(Ebenstein，2010;Qian，2014)。本文的发现则说明“重男轻女”思想不仅会导致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而且在孩子出生后，依旧会深刻影响家庭内部的决策，从而导致新的性别不平等。　　我们进一步考察父母的教育水平对性别差异有没有影响。我们发现，母亲的教育水平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会缓解性别差异。母亲的教育水平和其“男孩偏好”高度相关，即教育水平越高的样本，母亲“男孩偏好”比例越小。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母亲的教育水平并不是直接缩小性别之间的差异，而是通过改变母亲的“男孩偏好”程度来缩小性别之间的差异。　　本文的发现则说明“重男轻女”思想不仅会导致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而且在孩子出生后，依旧会深刻影响家庭内部的决策，从而导致新的性别不平等。而母亲的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缓解这一现象的发生，这对现实社会的舆论导向和政策制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