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共和国,通过凯末尔改革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但伊斯兰教依旧渗透在国家的各个方面。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博弈贯穿其中,头巾问题是其突出表现。本文以198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头巾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土耳其社会中头巾问题个案的剖析,揭示头巾问题的实质及其影响。本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正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分析土耳其头巾问题的由来。在前伊斯兰教时代,女性戴头巾的习俗是由当时阿拉伯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决定的;伊斯兰教产生后,《古兰经》中关于女性戴头巾形成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教义,并贯穿伊斯兰帝国始终。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主张世俗化改革,鼓励女性摘掉头巾,向西方社会看齐;50年代多党制时期,政治领域的变革影响到女性戴头巾的多样化趋势。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复兴的伊斯兰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女性的观念,追随伊斯兰教信仰的女性重新选择戴上头巾;伊斯兰政党登上土耳其政坛后,将头巾作为拉拢选民的工具,赋予头巾特定的政治意义。第二章主要论述关于1980年代以来土耳其头巾问题的发展历程。1980年军事政变后和厄扎尔时代奉行“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意识形态”,促使伊斯兰主义全面复兴,世俗主义的宪法基础导致头巾禁令颁布;20世纪90年代,头巾问题继续发展,以坦苏·奇莱尔和“卡瓦克希”事件为典型个案;21世纪以来的头巾问题主要分析了蕾拉·萨欣诉土耳其案、政府官员妻子们佩戴头巾和正义与发展党关于头巾的法案,指出头巾问题仍然是土耳其政坛争论的焦点。头巾问题的发展伴随土耳其政治变革而不断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土耳其政治变化的“晴雨表”。第三章主要是针对1980年代以来土耳其头巾问题的多维评述。从女性权利的角度来看,女性戴与不戴头巾和对自己身份的认同都是自身意识觉醒的表现,向争取自身权利迈出了重要一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围绕头巾问题的争端均是为了实现政治利益,都将头巾作为自身争取利益权力的工具;就土耳其现代化进程而言,头巾问题既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阻碍,又与民主化改革息息相关。1980年代以来头巾问题的变迁折射出土耳其民主化的进步,围绕头巾问题的政治和文化博弈又反映了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曲折性。结语在对以上三章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后,指出土耳其头巾问题的变迁可以说是土耳其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与欧美诸国的头巾问题相比,土耳其头巾问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土耳其头巾问题牵涉诸多方面,围绕头巾问题的争论仍将是土耳其社会不可回避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