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曾经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艺术领域内获得人们普遍而热烈的关注,它深刻地揭示了近代西方扭曲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精神与心灵世界带来的绝望、幻灭、荒芜、孤独、异化以及被世界所抛弃的感觉。荒诞主题不仅在荒诞派戏剧,而且在西方存在主义文学、欧美黑色幽默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不同的现代主义文学类型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仔细说来,“荒诞”深植于人类此在的当下性生存处境,以及人与世界的对立与悖论关系,并且长久伴随着人类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因而呈现为一种人类普遍性的,超时代,超民族的生存处境与生存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讲,荒诞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文艺与审美的命题,而是深刻关涉到人与世界相互对立关系的一个哲学命题,荒诞的本质体现为人对世界的一种关系及其结果。由此说来文学作品表现人的荒诞性处境以及荒诞感,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模拟”、隐喻或暗示。它取决于荒诞审美中“荒诞悖论”的这样一种客观关系：即只有当我们一种客观冷静的,理性的思想和态度去关照对象的荒诞存在,荒诞处境,荒诞感受时,我们才有可能表现出文学对象的荒诞性存在,我们之于荒诞的审美,鉴赏,接受,研究皆建立在我们自身不能堕入任何荒诞的处境中去。表现荒诞审美或具有荒诞性美学风格的作品在中国当下的文艺创作中同样时有出现,特别是在一些具有思想性、现实性的电影作品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电影人对于中国当下社会人生荒诞性生存境遇的关注、思考与反映。由此本论文将重点以姜文《鬼子来了》与管虎《斗牛》两部电影文本为例,对中国当代电影中的荒诞审美作一简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