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正是佛教初传中国,并尝试融入中国社会的关键时期。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中国胡汉族群、文化激荡交融之时。因此,作为一种源自域外,被深刻打上胡文化烙印的信仰,佛教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发展便深受同时期胡汉文化互动关系影响,其在处理与胡文化、汉文化关系时亦面临一种微妙、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面对中国北方社会特殊的胡汉族群、文化形势,佛教势必以胡文化或是汉文化为参照,对自身信仰加以调整、修正,以化解阻碍宣教的因素,努力争取各族群、各阶层人士皈依；另一方面,佛教信仰从根本上能被中国社会各族群、各阶层人士所接受、认同,乃在于其信仰内涵、实践方式能够解决中国固有文化所不能应对的个人人生问题。故为了确保信仰的纯粹性,佛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脱于一时一地的胡汉文化互动关系之外,坚持信仰的独立性、优先性。与之相应,作为佛教信仰的直观反映与重要的宣教方式,北魏佛教造像衍化亦处于一种颇具矛盾性的处境之中：一方面,无论是表层的造像样式风格,抑或深层的,与信仰内涵关系紧密的题材,其在衍化过程中,势必汲取胡文化或是汉文化,尤其是作为汉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的相关符号、图像及其所反映的趣味、象征的观念,并努力形成新的样式风格、题材,非如此则不能以适宜于中国文化、习俗的方式传播佛教。同时,鉴于胡汉文化间存在的差异、抵触之处,故由此产生的某些新样式风格、题材也深受胡汉文化互动,尤其是代表文化的政治势力间斗争形势影响。这些新样式风格、题材往往缺乏足够的信仰根基,因此也常常因政治形势的变更而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胡汉文化互动关系影响,尤其是受到代表胡汉文化的政治势力的直接干预,造像与信仰宣示间的关系往往被削弱,进而使得造像在样式风格、题材方面偏离个人人生问题解决这一促使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重要衍化脉络。佛教要真正融入中国社会便必须针对此种状况予以纠正,在造像方面便意味着必须排除来自于胡汉文化两方面的,那些外在于佛教信仰,往往基于政治利益诉求的干涉,努力确保、维系佛教信仰,具体而言便是确保以信仰解决个人人生问题这一脉络始终贯穿于造像衍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