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中存在着许多经传体例的著述现象，经传体对后世文体影响深远。本文将经传体这一文体现象作为考察对象，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解释学的方法，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经传体文献来考察其在先秦的发展状况，并探讨相关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制度。论文内容共由三节构成，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中国上古时期，巫史系统握有话语权力，垄断了文献的阐释。《周易》作为上古的筮占记录，凝结了巫史系统对天命人事的思考。《周易》中存在着多重的阐释关系，充分体现了巫史的宗教性阐释的特点。《春秋》记事简约，不载录事件的因果本末以及是非判断，这与史官的载录和书写制度有关。史官的天命背景和“祝史荐信”的文化制度要求史官本着实录的精神，忠信于鬼神。由于史官载录的内容是呈之于鬼神的，史官只需呈现事实本身即可。《春秋》即是呈之于神的神圣文献，不是供社会普遍阅读的。春秋时期神人关系发生变化，人的主导作用凸显出来，历史意识也萌生了，要求掌握文献的史官从历史的角度对《春秋》进行阐释，发掘其中的“先王之法治”。《左传》以史传经，以事件为单位，交代事情的因果本末等，客观地呈现历史真相。《左传》还对“春秋笔法”进行解说，在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寄寓了史官的褒贬态度。《左传》解《春秋》，将呈之于神的神圣文献还原为世俗的规范，显示了史官的现实话语权力。经传体经过巫史系统和职业化的史官群体的运用而日益成熟，到百家争鸣的诸子时代，经传体逐渐演变成一种文体，成为文章著述常用的写作方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是《墨子》、《管子》和《韩非子》中具有经传特点的篇章。诸子作品中的经传体与当时师徒传授的教学传承活动密切相关，同时论辩之风也影响着经传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