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意识形态建设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战略选择、体制模式和社会文化及其价值体系。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期。本文将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置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结合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实证资料和学术成果,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试图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开放30年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进程,系统总结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推进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和见解。第一章从理论上澄清和界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思想源流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无论作为“虚假意识”还是“阶级意识”,都带有否定性的含义,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包含着“带有中性意涵的意识形态”概念,它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并力图在观念上对此加以克服。列宁通过继承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精神,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在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需要和要求,不仅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且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其后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强烈地影响了中国、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本文对意识形态建设的考察,主要是从思想文化和道德建设方面来展开。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我们认为主要是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是其根本作用;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是其最重要的政治作用;进行社会整合是其最主要的社会作用。第二、三、四章分别考察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背景、理论发展以及面临的新问题。第二章通过剖析改革开放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阐明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社会和思想背景。本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改革前中国社会的特征,认为中国社会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即国家具有强烈的自主性,对社会有着很强大的吸附能力,不仅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且在维持社会稳定、维系社会道德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其实践既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展开的,同时又直接影响、塑造了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面貌和进程,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也留下很多沉重的教训。第三章以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特征的变化为背景,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出发,详尽地疏理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过程。从邓小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思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先进文化”的阐述,再到十六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发展,尤其是十七大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系统论述,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阶段。第四章剖析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也进入深化期,在改革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社会转型期的问题也开始凸显,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文化多元化和国际环境的全球化、网络化。这些问题和境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构成了巨大挑战。第五章总结改革开放后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经验。1978年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在改变以往被扭曲的“左”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成份和价值追求仍被继承,并不断以新的理论充实意识形态的建设。关注实践的变化展,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意识形态的科学定位,在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中注重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协调,以及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建设成功的基础。第六章结合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和所面临的挑战,就如何推进目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这一问题提出对策性思考。首先,坚持和改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其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执政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上的主动回应来引导社会,增加社会的凝聚力,通过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引导、动员社会成员,使社会成员的行为目标达到一致,增强转型期化解政治、社会、经济风险的能力。其次,进一步发挥意识形态建设的功能,包括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价值引导功能以及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功能,从而使意识形态建设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途径,主要是自觉地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文化吸收、融合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形成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与此同时,进一步提高意识形态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通过具体的社会政策实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目标,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争取话语权力,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宣传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