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合转换不仅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也常常呈现这样的周期性“规律”。西周文化维新,“郁郁乎文哉”,元典创制,礼乐昌明,学在官府,道术为一;春秋战国礼坏乐崩,“道术将为天下裂”,儒墨道法,诸子蜂起,百家之学,异彩纷呈;秦汉一统多元归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综罗百家,整合诸子,子学和合,化生儒术;魏晋南朝国家纷乱,“儒者之风益衰”,纲常崩坏,儒学式微,儒玄道佛,三教纷争。中唐以降三教和合,“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禅宗崛起,理学建构,全真勃兴,文化圆融。可见,文化的分合转化不是简单机械的宿命循环,乃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使然。文化之“合”,不是简单相加,量的变化;而是有机整合,质的飞跃,是在文化争鸣与对话中调适整合各文化要素,和合化生为新的文化模态。　　我们探讨“文明对话与中国文化”这一主题,就是要以文明对话作为一后设性的诠释视域去反观中国文化发展转进之历程,在回溯的基础上作一番积极的前瞻。也即以对话性为主线,回顾中国文化的“过去”,展望其发展未来。具体说来,就是由“文明对话”的视域切入,探求中国文化“分合转换”的规律,追问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动力,揭示文明对话与儒学前两期发展的密切关联,以期对当今“文明对话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现实课题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和指引。　　我们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转进概括为子学时代的文明对话与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两大阶段。在子学时代的文明对话中,中国学术主潮经历了由子学向经学的推进,在与墨、道、法等诸家的对话争鸣中,儒学第一期发展得以完成。在三教时代的文明对话中,中国学术主潮呈现了由经学而玄学、由玄学而佛学、由佛学而新儒学的转型,在与释道两家的对话中,儒学第二期发展得以完成。这是我们回溯中国古代两大阶段的文明对话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当然,回溯并非我们的研究目的所在,回溯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基于上述设想,我们提出“对话的儒学与儒学的对话”的论说:所谓“对话的儒学”是对儒教中国与儒教东亚两个发展时期儒家传统对话性的判断,此即回溯儒学前两期发展的主要目的,回溯就是要诠释儒学的“对话性”品格,揭示对话与儒学提升和发展的密切相关;所谓“儒学的对话”则是强调儒学要实现第三期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其“对话性”的品格,积极融入全球文明对话。唯此,儒学才可能有第三期发展的前景。这样,我们也就顺便揭示出了“文明对话与儒学三期发展”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