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上海总工会号召劳资双方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增产节约捐献运动,为抗美援朝运动做贡献。在工会的推动和帮助下,同时也按照自身利益需求,上海市私营企业工人推动资本家增产节约捐献,同时建立或推广了工人超额奖金制度。到了1953年,当超额奖金制度妨害国家税收和企业生产积累的时候,工会却把工人的超额奖金批判为“经济主义”,并着手调整或消灭工人的超额奖金。工会态度的转变及反“经济主义”造成工人收入的下降,引起工人的不满,工会的威望也大大受损,这是1957年春夏之际上海工潮的重要背景。工会态度之所以会有如此转变,根本原因是工会身份的模糊性。1950年代初期,是国家权力深入社会基层的时期。在私营企业内部,这一任务是由工会承担的。工会一方面要执行国家政策,这是新中国工会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另-方面工会又要维护工人利益,否则在工人中就没有威信。但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工业化政策大背景下,国家意志与工人利益并不总是一致。工人对工会的号召,也并不是完全被动接受,而是会按照自身利益需求,做出自己的反应。这导致工会在动员工人时,常常会遭遇困境和尴尬。工会身份的模糊性,也影响到此后中国工人运动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