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在互联网领域“黑灰产业链”逐渐形成,给司法机关侦查、审查犯罪带来了新挑战的大背景下设立的。基于网络技术帮助行为的危害性增大、独立性增强,立法者设立这一新的罪名对社会新情况予以回应。在本罪设立之初,理论界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对其性质的讨论上,形成了“帮助行为正犯化”“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量刑规则说”等较为有代表性的观点,对于本罪性质的不同界定也直接影响是否构成本罪以及共同犯罪的处理等问题。本罪在司法实践中,自2015年设立以来的四年间一直适用率极低,前三年在全国范围内甚至不超过百例,直到2020年开始适用率呈指数型上涨,很快突破千例甚至万例。理论上的争议和司法实践中的高适用率无不说明研究本罪的必要性,明确对本罪各构成要件要素的理解,统一一套行之有效的司法认定标准,正确区分本罪与易混罪名,才能实现本罪从源头上打击网络犯罪的重要作用。首先,对于“明知”如何理解以及如果证明“明知”存在困难。“明知”包括确定性明知和概括性明知,本罪的“明知”不等同于共同犯罪中的“明知”,其程度更低是一种概括性明知。在证明“明知”时既要防止过度依赖言辞证据,也要防止客观归罪。在“明知”的认定方法上肯定推定明知的合理性。其次,被帮助者的行为是否需要满足罪量标准界定混乱。在设立本罪之前,相关行为大多数情况下都按照其他犯罪的帮助犯处理,而本罪设立之后,其客观行为仍然是帮助上游犯罪,因此上游犯罪的严重程度直接关系到本罪的定罪量刑。法条既然明确表述被帮助者实施的是“犯罪”,那么就不应当包含一般违法行为,不过也不宜将被帮助者的行为局限于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的行为,导致本罪的处罚范围被不当限缩。除了被帮助者构成犯罪需要查证,本罪自身也需要满足“情节严重”的要求,因而存在“双重罪量”标准。再次,本罪与诈骗罪的共犯客观行为存在较多相似之处,需要正确区分。通过案例分析,从主观明知入手,兼以客观行为辅助推定主观明知,总结归纳出具备可操作性的区分标准。最后,在区分本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上游犯罪的犯罪形态影响两罪帮助行为的性质,因为后者已经足以规制事后帮助行为,不宜再引入前者规制事后行为造成两罪区分困难;两罪行为人对上游犯罪明知的程度不同,前者明知的程度低于后者;两罪客观行为的违法程度不同,后者的程度甚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