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正逐渐加快。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肆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却高潮迭起,迎来了新一轮的高峰,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标志性一年。2009年我国企业发生海外并购事件38起,披露金额为550亿美元,较2008年增幅达105.4%。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海外并购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程却步履艰难。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有将近70%的企业的海外并购均以失败告终。特别是自2004年中华网被告上美国法庭以来,先后有联想、TCL、UT斯达康等多家公司在国外遭遇了法律风险。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屡遭法律诉讼的尴尬现象,恰恰凸显出我国企业在法律风险防范上的整体“缺课”。因此,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进行深入研究、披露是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重大课题。究竟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形成这些法律风险的重要因素有哪些,如何才能有效防范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是本文将予以探讨的问题。本文首先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进行了深入阐述。概括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指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并购的行业领域和区域日趋广泛。其次,本文分析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并统计了我国央企近10年来的并购案例,指出我国央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主要是获取战略性资源,而民企的海外并购动因主要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在此基础上,笔者对目前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规定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国内法律规定包括母国、东道国对投资限制、竞争秩序、证券市场收购的法律规定,国际法律规定包括双边协议规定、多边协议规定、区域法律规定和国际惯例。这些法律规定深刻的阐述了目前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面临的复杂法制环境,从而为下文定量分析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本文在对企业访谈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所遭遇的法律风险案例。其中,并购实施的法律风险案例主要从母国审批、东道国审批、反垄断、反并购四个角度分析了腾中重工收购悍马案、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中集集团并购博格案、中国铝业并购力拓案四个案例。并购整合的法律风险案例主要从民事法律风险、行政法律风险、刑事法律风险分析了首都钢铁收购秘鲁铁矿案、海信与西门子商标案、上汽集团收购双龙汽车案、五金矿产并购巴西炼铁厂等案例。这些案例从不同的法律风险后果阐述和分析了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容易遭遇法律风险的原因,为下文的定量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本文在上述案例分析和相关法律风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和归纳了包括并购企业、母国管辖、东道国管辖、目标企业构成法律风险的四个潜在因素,共26项测量指标,形成本研究的初始假设。其中,收购企业因素参考了由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设计的我国上市企业法律风险研究量表,东道国管辖因素参考了等Douglas Cumming的相关测量问题项,母国管辖主要参考了南开大学曹征博士有关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风险测量项,目标企业因素则主要根据Maidique and Ziger的量表设计。第四,本文利用粗糙集定权的组合评价方法,根据法律风险的三个典型特征,以并购实施法律风险、并购整合法律风险作为风险后果、以风险因素潜在变化作为可能性建立了三维法律风险评价模型,从风险可能性和风险后果对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进行评估,度量指标采用法律风险因素集所包含的26项变量和5项风险后果测度指标,并以样本企业1——西飞集团购并购FACC公司作为案例进行了法律风险评估研究。这种从法律风险后果和风险可能性全面的组合评价方法,相比于以往只从单一后果变动的评价方法,可以更全面地刻画海外并购法律风险的数量特征,反映法律风险的本质内涵。最后,针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关的法律风险防范措施。这些防范措施主要从并购企业,我国政府、中介机构三个角度出发,为较大程度的减少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与损失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