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侵权责任法历史上对医疗损害过错的规定进行了两次重大变化。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行之前,对于医疗损害过错的举证,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患者对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民诉证据规定》将不存在医疗损害过错规定为医疗机构方的举证责任。2010年《侵权责任法》实施后我国的医疗损害过错归责原则又变更为过错责任原则,由患方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只有在第58条规定（《民法典》第1222条）的三项特殊情形下,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有过错。从立法的摇摆中可以看出,在衡量以及平衡医患法律关系方面立法者做出了不少反思与价值上的权衡,这也正说明医患法律关系的价值平衡点难以掌握。学界关于医疗过错的讨论也并未休止,但研究多立足于法教义学与比较法学方面,忽略了法律实践者的现实情况。近年来社科法学研究的呼声渐高,但受到学者“价值无涉的社科法学无法解决规范问题”的批判。为回应“事实与价值、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的问题,社科法学学者做出了跳出“体制外的批判者”这一视角的努力,坦然承认价值介入,并摸索实然向应然推导的方法论。本文即在这一前提下作出的关于医疗损害过错的实证研究。围绕如何确定合理的医疗损害过错证明制度问题,本文试图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探讨医疗过错认定的实践逻辑,力图总结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提炼出可以对规则解释有用的实践智慧。在对山东省医疗损害纠纷案件678份判决书的研究中发现,第1222条第一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成为第1221条“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过错判断标准的替代性标准;医疗过错鉴定标准与医疗实践水平脱节,造成医疗机构和司法鉴定机构的矛盾;医疗过错认定的司法实践既显示出在强烈依赖医疗鉴定的情况下法官在过错判断中退居二线、规避实质审查的现实,又体现出法官为了实现实质正义而对法律规定所作的变通。因此本文提出对医疗过错认定制度的发展思路:有针对性地完善鉴定程序以及其他司法制度的功能;将第1222条第1项与第2、3项区分对待,重新界定第1项的性质;建立中国医疗过错推定制度的举证责任缓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