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19世纪英国汉学，整体而言是从最早的传教士外交官等业余汉学到拥有专门研究队伍、研究机构、设立中文教授职位，甚至开始在大学里拥有专门的院系，逐步走向专业化、学院化的历程。这一时期，外交官汉学家的代表人物如斯当东、威妥玛，传教士汉学家的代表如伟烈亚力、艾约瑟、理雅各等，这些力量在中国在英国本土逐渐积累，渐渐开始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亚洲文会、出版专门的研究刊物亚洲文会会刊等等，以至于在大学成立中文教授，设立讲座职位，最后设立专门研究东方的学院，这些专业的学院又进一步培养了研究中国的新生力量。虽然基于较多的商业考量，这些人员中不少是为了中英贸易而学习中文或者了解中国的，但还是有不少的学者走向深入的汉学研究，也有海外的学者在英国大学学习汉学，回到本国后开始另一种类型的汉学研究，研究重心和方法都开始发生转移(这里主要指美国中国学等现代中国学的研究特征)，这些重要的现象和转变都集中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从这些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英国汉学的发展历程，以此为线索，大概也会对英国汉学家的师承源流等关系看得比较明白。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自然进程，英国汉学也是如此。19世纪的英国汉学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阶段，草创与发展期(19世纪上半期)、学院化及其繁荣期(19世纪中后期)，以及向现代中国学过渡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每个时期各有其特点，但又不可以截然分开，大致总结如下：从学习汉语开始，继而编纂词典、创制罗马化拼音法；早期汉学作品主要是在描绘中国，而非学术性研究；到了19世纪下半期，向后延伸到20世纪初，渐渐地看到专业化的英国汉学轮廓越来越明显，专业的学院、专业的机构、专门的研究队伍，而在研究内容方面也逐渐可以窥到向现代中国学过渡的迹象。 19世纪英国汉学贡献最多的恐怕是在于对中国经典的翻译研究、中国文献目录学以及汉语研究等方面。提到19世纪英国汉学就必须提到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系列，其在国际汉学界备受推崇，其价值至今未减。文献目录学方面则主要是基于英国对于中国文献的丰富收藏，在管理和运用时提出的自然要求，加上出色的汉学家辛苦地整理编辑，这些文献目录学作品继而成为为国际汉学界同仁服务的良好工具。提到汉语研究，就不得不提到艾约瑟对于汉语语法以及若干方言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汉学界的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都是屈指可数的。总体而言，19世纪的英国汉学在英国汉学史上是一个起步的阶段，也是传统汉学研究的主要阶段，至20世纪中期部分学校的东方研究学院或其他专门汉学研究机构纷纷设立并逐渐向现代中国学转型，但传统汉学的研究方法仍然保存，构成英国汉学研究诸多风格中的其中之一。在本文之后的历史阶段，也就是20世纪初以后，英国汉学更是蓬勃发展，汉学作品更加丰富多姿与深入细化，英国汉学家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汉学家的学术交流也逐渐增多，与19世纪的起步和奠基阶段不同，是英国整个汉学史上名副其实的繁荣期，也是更值得学界深入探讨的课题。 虽然19世纪英国汉学无论在横向还是纵向的国际汉学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与其他国家的汉学史研究相比较，学界对19世纪英国汉学史的研究相对薄弱。迄今学界还尚未有一部系统、完整的19世纪英国汉学史，故本文将在已有的丰富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托大量一手资料进行首次大胆的尝试，希望能够填补这片空白。鉴于汉学史属于学术史的范畴，同时与文献目录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故本文将主要采用学术史以及文献学的研究方法，着眼于英国汉学这一百年里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丰富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宏观框架，同时细数这一时期英国汉学家具体的研究成果，为19世纪英国汉学史提供一个全局的考量，以编年形式进行描述的同时，概括出每一阶段的特征与趋向，将目前零零碎碎的片断尽量还原为一段完整的历史，力图展示19世纪英国汉学与前后历史时期之间的联系，挖掘这一百年间英国汉学的变化轨迹、内在动因及其学术传承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