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514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23.95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14105.76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07％，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税收占全国比重为29.74％、20.94％，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东部地区累计利用外资在全国的比重为85％以上，制造业、房地产的外资比例超过70％，而投资在高新产业、农业、高端服务业较少。中国大规模利用外资与不平衡的外资结构相伴而生，其原因是什么？本文通过政府政策对FDI影响的研究，能深入地探讨政府行为和政府政策对FDI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跨国公司、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国外资政策有效性。　　在OLI理论中，FDI的形成基于三种优势: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FDI是一个将企业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结合起来并形成内部化优势的活动。在本论文的研究中把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放在平等的分析框架内，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有各自的目标和变量，它们的变量分别为企业变量和区位变量。企业变量和区位变量是FDI的决定因素，也是FDI两个主体进行谈判和博弈的依据和筹码。在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的来源地和企业优势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经济结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状况、市场容量等区位变量也在变化。政府的政策是东道国政府可以主动把握并及时调整的区位变量，是东道国政府和跨国公司进行博弈的重要变量，政策本身是双方进行博弈的产物。它是影响FDI的数量、结构和效应的重要区位变量，也需与其它区位变量相适应。　　本文运用完全信息博弈模型描述和分析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之间的博弈行为，东道国政府和跨国公司两个能动的主体对双方的目标函数、变量、决策等信息十分清楚。在博弈模型中:跨国公司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根据政府政策优惠值S的变化，选择最优投资规模Q，以实现投资收益R的最大化;东道国政府在一定限制条件之下，选择最优的政策优惠值S，实现东道国引资收益的最大化。在博弈均衡时，东道国政府实现收益最大化时的最优政策优惠值Si*与东道国政府投资环境B成反比，东道国政府最优政策优惠值随投资环境的改善而降低并随投资环境的恶化而提高，过低的初始税率会减少政府收益。政策优惠水平的调整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可以降低东道国政府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引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对环境偏好型和政策偏好型跨国公司投资进行甄别、筛选，可以使东道国的外资结构保持与区位变量相适应，改善FDI的结构。两个政府参与博弈时，引进跨国公司的投资规模与单一地方政府相比而言增加，这是由于地方政府的竞争所致，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地方政府的范围来提高整个国内FDI的规模。　　在中央政府和多个地方政府参与的博弈中，为了竞争有限的FDI资源，投资基础最差的政府先达到收益的临界水平——利用外资的收益和无FDI的收益相同，最后基础条件最好的地方政府会争取到FDI，此时税前总收益和中央政府的收益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不同区域优惠政策会影响FDI的投向。博弈中，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自身采取优惠政策、争取中央政策倾斜、改善自身的投资环境等措施吸引到FDI。面对跨国公司博弈时，东道国各地方政府成为多个引资主体，互相竞争，出现囚徒困境，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地方政府通过政策优惠共谋形成完整的利益共同体，能够实现东道国福利最优。　　中国利用外资空间上呈现由沿海—沿江—沿边—内陆梯次推进格局。中国利用外资的时空变化与对外开放的政策变化也是一致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外资政策在区域、产业上渐进递推。　　设定政策优惠值S，用来测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给予特定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优惠程度，这一变量反映了我国政策的优惠区域和优惠程度的变化，是对政策的一种数学度量。根据各省市区开放的时间、区域和不同区域政策优惠值可以推算出我国不同地区每年总的政策优惠值S。利用1984～2003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实证结果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VGDP)、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NV在整个时间段内对FDI的影响是显著的。人均工资WAGE在整个时间段对FDI呈显著反向关系，人均工资对FDI的影响随着时间变化而加强。待检验变量我国的政策优惠值S在1984-2003年对FDI的影响是显著的，政策优惠变量对FDI的作用是在减弱的。按照东、中、西部进行分类，政策优惠值的系数在东部比中、西部高，在东部地区国家推行优惠政策更能促进利用外资的增加。人均工资对FDI的负向影响在中、西部比东部大。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对FDI的影响是正向的，在东部的系数比中部、西部高。不同地区的人均GDP对FDI的影响呈现中高东低，就是说外商投资在中西部地区，非常重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带动FDI的迅速增长。对利用外资额和政策优惠值进行格兰杰检验结果是在全国、东、中、西部政策优惠值是FDI的格兰杰原因。　　经济学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论述，对政府在市场中功能有不同的观点。政府与市场的有关理论的变化与其背后的基本假设条件是分不开的:从经济人、完全市场假设发展到有限理性、不完全市场假设。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政府过度参与市场有很多缺陷，需要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通过政府的政府变量来影响FDI的进出、投资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溢出效应。随着企业变量、区位变量的改变，原来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已背离引进目标，挤出国内投资、引发假外资、产业垄断、区域经济差距等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外资政策需要调整:优惠政策向中性政策转变，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优惠政策由区域分类优惠向产业分类优惠转变;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走出去。在调整外资政策的同时政府要重新定位:由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向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的有序竞争转变，由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向以企业为主体的招商引资模式转变，在招商引资中由政策优惠向环境改善转变。　　本文的创新:　　1、本论文通过政府政策影响FDI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认为政府政策是我国影响FDI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FDI分布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在理论与实证的基础上，对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效果进行深度分析，探索政府在FDI的政策取向、弊端、调整。　　2、以前对FDI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FDI的动机、影响FDI的因素、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上，对FDI中政府政策的理论研究并不多。本论文在OLI理论基础，假定、分析我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跨国公司的目标函数、影响变量。把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作为两个能动的主体在同一分析框架内，研究政府政策对FDI的影响。　　3、建立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博弈模型，并进一步扩展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参与、两个地方政府参与、中央政府和多个地方政府同时参与的博弈模型，在博弈模型中引入政策优惠值变量，分析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跨国公司竞争、合作关系，分析政府政策对FDI影响的动态过程，深化和丰富FDI有关的理论。　　4、在实证检验中，设定我国政府的政策优惠值，用来测量政府给予特定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优惠程度，这一变量反映了政策的优惠区域和优惠程度的变化，是对优惠政策的一种数学度量。并根据我国外资政策变化，计算出我国各省的政策优惠值，在分析中利用政府政策优惠值来量化我国优惠政策，通过政府政策优惠值这一变量检验我国政府政策影响FDI的有效性。　　本文的不足:　　1、本论文的博弈模型中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分别的政策优惠值，并分析两种政策优惠值是FDI的重要因素，在实证检验中本论文所运用的政策优惠值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优惠值，并以此进行检验，用中央政府的政策优惠值来代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优惠值，主要原因是:我国各个地方政府出台的优惠比较杂乱，无从收集;很多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是不成文的、经常变动;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经常与中央政府是一致的;地方政府的政策之间容易模仿、复制，对FDI的影响相对较小。　　2、我国外资结构不平衡包括区域、产业等多个方面，中国外资政策对外资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同样使用于产业方面，但是本论文进行的实证研究是以区域政策为重点。　　3、FDI活动经常处于信息不对称，跨国公司对政府的政策、政府对跨国公司的企业优势并非完全清楚，为了简化本论文运用的是完全信息博弈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