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1）美国出现大规模的经常账户赤字；2）同时以日本、德国、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出现大规模的经常账户盈余。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有所缓解，但如何实现危机之后的再平衡则又成为了世界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　　从我国经常账户差额的变化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弥补外汇缺口，我国确立并逐步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随着对外贸易状况的逐渐改善，我国经常账户也开始从初期以小额赤字为主的状态向大额经常账户盈余的状态转变。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常账户盈余开始迅速增加，且2002年至2007年间其增速超过GDP增速。在此期间，我国经常账户的大规模盈余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逆差国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因而压迫人民币升值。然而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经常账户盈余连续下降并出现了自2001年以来增速首次低于GDP增速的情况。但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回暖，我国经常账户盈余也开始逐渐增加。　　本文即在这样的内外背景之下展开，立足于经常账户的“双缺口”模型，通过内部不均衡对外部不均衡的决定机制来探讨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因素及其可持续性。同时，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政策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一事件发生前后我国经常账户的决定因素及其可持续性是否会随之变化也是本文将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经常账户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衡量一国外部经济平衡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由于一国内部均衡决定了外部均衡，经常账户的变动情况也恰恰是一国经济内部发展状况的外部表现。因而探究经常账户的决定因素及其可持续性对于实现我国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研究结构性突变前后我国经常账户决定因素及其可持续性的变化情况，为实现我国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提出更有针对性且更具时代性的建议。　　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对1982年至2014年间我国经常账户差额及其与名义GDP之比的历年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之后，根据本文的理论基础“双缺口”模型来分析一国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以我国内部均衡的决定因素为出发点来探讨其对我国外部均衡的影响情况，从而构建我国经常账户的决定模型。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主要对经常账户的决定因素及其可持续性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利用 EG两步法来检验我国经常账户与总储投缺口之间的协整关系从而判断“双缺口”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其次，通过构建 FMOLS模型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决定因素进行总体分析。之后，则利用Zivot-Andrews内生断点检验法对我国加入WTO后经常账户可能出现的结构性突变进行检验并利用门限模型对结构性突变前后各决定因素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最后，本文讨论了结构性突变前后我国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变化情况。　　本文正文主要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常账户差额的变化情况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并指出本文对我国经常账户决定因素以及可持续性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同时，也阐述了本文的贡献和不足。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首先对经常账户决定研究的传统分析法和跨期分析法所涉及到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其次，对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研究所涉及到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阐述。最后，则对上述两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简单地评述。　　第三部分则是对自1982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以来，我国经常账户差额及其与GDP之比的历年变化情况进行详细地分析。根据二者的变化趋势，本文将1982年至2014年整个样本区间划分成6个子区间，逐一分析二者在每一个区间内的变化特征，并结合当时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情况尝试对这种变化做出合理的解释。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对经常账户内部结构的历年变动情况进行分析。　　第四部分则首先介绍了经常账户的“双缺口”理论，并通过开放经济下国民收入恒等式对该理论进行推导。之后，通过对双缺口模型中总储投缺口的进一步探讨，得到人均GDP、总抚养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私人部门信贷可得性以及政府储投缺口五个经常账户的决定因素。接下来，利用上述变量构建本文经常账户的决定模型，并假设各变量对经常账户的影响路径。　　第五部分则是从总体和结构性突变两个角度出发，对经常账户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通过检验经常账户差额以及总储投缺口之间的协整关系，初步确定双缺口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接着，在平稳性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的基础之上，通过构建FMOLS模型对经常账户差额与GDP之比同各决定因素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进行分析。在进行结构性突变分析时，先利用 Zivot-Andrews内生断点检验法对经常账户是否存在结构性突变进行计量上的判定。之后，利用门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回归结果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结构性突变前后各决定因素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变化情况做出合理的解释。　　第六部分则根据 Zivot-Andrews内生断点检验法所确定的结构突变年份将相应的截距项和斜率项虚拟变量引入OLS方程中。通过EG两步法检验经常账户借贷方余额之间的协整关系，并结合回归系数来判断结构性突变对我国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影响。　　最后一部分则对本文的结论和建议进行阐述。本文得到如下四点结论：　　第一，根据Zivot-Andrews内生断点检验法的结果可知，我国经常账户差额与GDP之比确实存在结构性突变且出现在2005年。本文认为这一结果与该比例在2005年出现大幅增加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同时也与我国在2005年完全放开贸易经营权的政策背景相关联。　　第二，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我们选取经常账户差额与GDP之比（CA/Y）作为门限变量并得到门限值1.357026。本文以该值为界，将整个模型划分为高低盈余两个区制，同时将高盈余区制同2005年结构性突变发生之后的年份相对应，而将低盈余区制同2005年之前年份相对应。在低盈余区制下，政府部门储投缺口、私人部门信贷可得性、人均GDP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四个变量会对经常账户差额产生影响且作用效果逐一降低；而在高盈余区制下，政府部门储投缺口、私人部门信贷可得性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减小，只有总抚养比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且其对经常账户盈余的影响增大，这表明在2005年之后总抚养比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强。　　第三，2005年前后总抚养比由不显著到显著这一变化可能与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联；其次，在2005年前后政府部门储投缺口都支持“双赤字”假说，但系数有所减小，这一点可能受到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影响；同时，2005年前后私人部门信贷可得性与经常账户负相关且系数小幅下降，这可能与我国金融深化水平的提高有关。　　第四，2005年出现的结构性突变确实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产生了影响。在2005年之前，我国经常账户具有可持续性（strong form），可以实现长期的外部均衡。而在2005年之后，我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减弱（weak form），说明我国逐渐由跨期平衡状态向经常账户盈余持续增加的状态倾斜。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四点建议：1）积极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2）合理有序地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提高金融深化的水平；3）加快推进税制改革，调整财政支出投向；4）进一步落实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逐步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贡献：1）本文从一国内部不均衡到外部不均衡的路径出发，通过分解双缺口模型的总储投缺口来讨论经常账户的决定因素，而国内学者较少使用这种方法来讨论经常账户的影响变量。2）国内学者多通过定性的方式来分析2001年我国加入WTO这一事件对我国经常账户差额的影响，而本文则采用实证方法来定量地分析这一事件对我国经常账户决定的影响变化情况。同时，不同于国内一些学者的是，本文没有直接选取2002年作为结构性变点进行研究而是利用模型来讨论经常账户差额与GDP之比的结构性变化特征，避免人为预判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3）不同于国内的其他学者，本文在检验经常账户借贷方余额协整关系的基础之上，还结合Baharumshah等（2003）和Holmes（2006）所提出的经常账户强式和弱式可持续性以及系数判定方法来探讨2005年结构性突变发生前后我国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变化情况，这样的综合分析法可能会使本文的结论更加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