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即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结构是广义上的制度,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所以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必要对他的制度变迁思想进行探讨。道格拉斯.C.诺思,20世纪新制度学派的代表,对制度变迁理论有深入地研究。诺思认为马克思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框架是“对长期制度变革的最有力的论述”,但他也宣称自己的社会制度变迁理论超越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制度的变迁做了更让人信服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对二人的思想进行比较,揭示他们思想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是在他思考如何变革现存的社会制度安排,促进个人发展,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一理念下展开的。他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在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过程中蕴含了制度变迁的思想。制度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产生于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之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制度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根本原因,阶级斗争是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暴力革命是实现制度变迁主要方式。诺思的制度变迁思想源于他对经济史的研究,他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基本的逻辑起点和核心的分析工具,构建了一个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骨架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思认为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企业家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实现是渐进的,而且是“路径依赖的”的。从理论上说,马克思和诺思的思想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的思想也是相互补充的。马克思的制度变迁思想侧重研究社会根本的制度变革,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决定制度变迁的宏观的动态的思想。理论性很强,但是在现实层面上的可操作性稍差。诺思通过制度和制度变迁来解释人类经济史的兴衰,他意识到制度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制度变迁势必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绩效造成重大影响。他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的基础上,用国家,意识形态等理论来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在将新古典的分析方式和马克思分析方法的结合中,揭示了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性。建立了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社会的制度分析框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地吸收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有效的推动制度变迁以利于社会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