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文运用传播学与接受理论，结合文献学、历史学等理论方法，从《史记》被最广泛地开始刊刻和传播的明代切入，从文学接受史的研究角度勾勒《史记》在明代的传播及接受概况，探讨这种传播与接受在当时造成的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影响。 论文分析了明代在《史记》传播与接受史上的地位及传播的特点。认为《史记》的传播与接受能够呈现星星之火的蔓延之势主要是由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接受观一直是阅读史的主导。而《史记》在这方面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作为一种通俗易懂、文采洋溢的百科全书，《史记》为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的借鉴、建立各种秩序的规范；为班固等后代史家提供了著作的模式；而真正使《史记》成为士人仕进不可或缺的教科书的关键时刻则开始于唐代，当《史记》与科举考试联系起来的那一刻，《史记》的传播有了仕进需求的保障。另一方面，《史记》的接受者也得到了审美需要的满足，唐代的古文运动倡导者将《史记》文字奉为话语的范式；宋代的学者已经开始了对《史记》文学魅力的探求。但对《史记》文学性的发掘只有到了明代才正式展开。明代的接受者借助复古运动将《史记》的传播引向高潮，他们采用评点、序跋、咏史诗等新旧形式传播《史记》，在模拟论的主导下取法于《史记》进行创作，将接受形成结果。并真正将《史记》的接受纳入文学的轨道。因此，明代在《史记》的传播和接受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文着重描述了明代《史记》的传播渠道与传播类型。通过对藏书家收藏、借阅与传抄《史记》，以及《史记》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状况，《史记》借由戏剧、讲史与讲学等形式的传播状况的描述，探讨明代交换渠道、市场渠道和公共渠道中《史记》的传播特点。 文中选取明代精英层的《史记》接受展开分析，论述了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主流秦汉派及其对立面唐宋派对《史记》的接受，并以两派的代表人物王世贞和归有光为例展开个案分析。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标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从形式上模拟秦汉文章，打倒了数十年来风行的台阁体，并将《史记》推至文章本原的地位展开模拟。嘉靖、万历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沿袭了这一运动的理论主张，在文坛上继续着模仿的风气。秦汉派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精英文化层，《史记》的接受地位之所以在明代真正地超越《汉书》，与这些精英的推崇是分不开的。前后七子对《史记》的传承、宣扬，对理解和发掘《史记》的文学性及精微之处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他们本身对《史记》的理解又使《史记》具有了新意，无论在文学发展自身的潮流和政治道德的至善化方面，《史记》在明代的影响都是其他著作所不能企及的。 与此相对，唐宋派提倡师法《史记》要得其精神实质，不能纯事模仿。并针对秦汉派专一仿效秦汉，提出唐宋文章传承《史记》道统，更值得学习。在这两点上，唐宋派和秦汉派相比，眼界更为开阔。虽然唐宋派批判秦汉派，但它却吸收了很多秦汉派对《史记》的看法，也正因为有秦汉派的推崇《史记》，唐宋派才能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光大《史记》的价值。唐宋派中对宣传《史记》功劳最大者非归有光莫属。由于受到桐城派的宗法，归有光对于《史记》的阐释和评点等活动以及他创作实践中对《史记》的模拟，对于清代的《史记》接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之，唐宋派虽然在对《史记》的理解和接受上和秦汉派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在确立《史记》在文学史的地位上，其接受作用可与秦汉派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