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至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历法改革：将当时西方通用的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引入中国，令中国本土传统夏历让出国家历法地位而退居民间社会。民国“双历法结构”就是在此历法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在中国近代化浪潮中，传统夏历受到时人批评，并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私自改变纪年方式。但1912年之前，夏历始终是国家首肯的官方历法。直至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发布“改历改元”命令，中国才第一次以阳历（即格列高利历）为官方历法。此后，国家政权几经更迭，但阳历却逐渐在民国社会上层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民国初年中央政府虽下令改用了阳历，却未曾废除旧历（即夏历）；反而明确肯定“新旧历并行”的国家历法政策。这使得近代中国首次出现两种性质历法并用。单一国家历法体系被打破，从此民国历法开始向“双历法结构”发展。新旧历法并行于一国之内，自然令社会产生诸多变化。日常生活中涉及到日期、历法时间的方面，多因改用阳历而受到近代西方影响。民众在适应双历法过程中，对新旧历的态度和反应亦有所不同。这种新旧历并用状态持续到1928年，才被国民政府“普行国历（即阳历），废除旧历”政策打破。1928年至1934年间，政府集中力量废除旧历，欲使国历成为民国唯一历法。此次历法改革涉及范围较民初更为宽广，政策不只局限于历法本身，更重视对历法相关社会文化方面的改革。废除旧历改革，不只停留在社会生活层面，更深入至文化观念；这是民国近代化程度加深的必然表现。但最终废除旧历的政令难以实现，民间仍旧两种历法并用，政府于1934年初不再干涉民众过旧历新年。从此“废除旧历”也逐渐少被提及，不再是一项强制命令。而后，中国历经抗日战争和内站，历法改革不了了之；但“双历法结构”却在此过程中发展成形，并被国民坦然接受。民国“双历法结构”形成既受世界历法影响，更是由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而决定。西方各国普用格列高利历，中国欲进入世界体系，与外国增强交流联系，需改用阳历。且根据国内工商业发展水平，部分民众社会生活的近代化程度加深，也势必需要引入阳历。换而言之，因为民国经济、社会的西化、近代化发展，而产生了对阳历的需求。但普通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依然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仍需要夏历来满足农业生活。所以，民国形成了以新旧历法并行为表现特征的“双历法结构”。同时使用阳历和夏历，二者共同支撑起国家历法时间体系，才能满足民国社会需要。“双历法结构”形成对民国影响广泛。天文历法西化促进了民国科学技术进步，增强了与世界联系；但双历法并用又体现了科技文化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历法改革配合着民国移风易俗革新，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接受近代化选择。夏历节庆习俗向阳历节日、纪念日转移，西式娱乐方式被民国引入。“双历法结构”使国家历法体系和民众时间观念发生改变，不同人依据不同的历法生活，他们的时间观念亦不同。乡村和城市的历法时间体系出现断裂。阳历作为国家历法，渗透到民众社会生活中；夏历则退出正式场合，更多的被用于私人日常生活。“双历法结构”之形成体现了民国近代化历程所面对的矛盾，折射出社会变革中的进步和妥协。“双历法结构”形成于民国，延续至今，影响深远。以此为鉴，对其进行研究不但具有历史价值，更具备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