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实行白银和铜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大额交易用银，小额交易用钱。清廷对于的白银铸造和流通基本不予干涉，而将货币政策的重点集中于制钱。嘉道时期，制钱制度遇到了种种问题:币材的短绌、成本的提高、运输的疲累、铸局中的诸多弊端、流通中银钱比价的大幅波动等等，加之清廷应对措施不力，导致恶性循环，继而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研究嘉道时期制钱问题为认识中国特有国情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素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就这一课题，对嘉庆、道光年间的币材供应、币材运输、制钱铸造、制钱流通等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初次对嘉道制钱问题进行系统地研究，并对学界一直较为关注的嘉道时期银钱比价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全文共分以下七部分。绪论;第一章:币材供应问题;第二章:币材运输问题;第三章:制钱铸造问题;第四章:制钱流通问题;第五章:银钱比价问题;余论。　　绪论部分概要介绍了选题的意义、研究范围、研究思路、方法及资料运用;从纵横两方面简述了清代制钱概况及嘉道制钱流通的历史背景;对清代制钱问题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第一章，币材供应问题。嘉道年间，铸造制钱的原料主要有铜材（滇铜、洋铜）和铅材。就滇铜而言，康雍乾时期逐渐兴盛的云南铜矿，于嘉道时期出现渐衰之势，供给不足，成色低潮。清廷采取了以盈补绌，广觅子厂、借用底铜、采买川铜、整顿厂欠等诸多调剂措施，基本保证了京局所需铜斤的供应，但各省局鼓铸仍受到滇铜不敷的严重影响。对于滇铜低潮问题，户部与云南地方官员虽多次筹议解决方案，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这对嘉道年间制钱质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一时期，从日本进口的洋铜数量也在逐年减少。曾富甲一时的洋铜商人因办铜屡有亏欠而疲累不堪，办铜之业亦被世人视为畏途。嘉道时期，铅材亦渐形短绌，清廷采取的各种应对措施难以阻止铅矿日渐衰竭的趋势。铜、铅等铸币材料的生产与供应，直接影响着其能否按时、保质、保量起解，运赴京局及各省铸局。币材供应中所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给币材运输、制钱铸造等环节造成了压力。　　第二章，币材运输问题。币材运输是制钱生产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铜、铅自厂地出产后，或由云南、贵州等省派遣运员运送至京，或由各省遣员前赴云、贵办运。清廷于京铜、京铅办运事务管理颇为细密，但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办运一起铜铅往往需要一年甚至几年时间，途中风险难测，不断有各种状况发生。长途跋涉中亦难免滋生各种弊端，如发铜时秤砝不一;运输过程中官员、水手、百姓等沿途盗卖铜铅;护送时水手夹带滋事、地方官员督催不力;交局时书吏需索等等，这环环相扣的诸多弊端常常导致币材交局延误、数量短缺。清廷虽对京运做过一些改革尝试，但多以失败告终。本章着重围绕滇铜、黔铅京运事务分析币材运输中的问题。　　第三章，制钱铸造问题。币材供应短绌、运输稽延对制钱铸造均造成了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制钱铸造过程本身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嘉道年间，除京局勉强维持铸额外，各省局由于铜铅不敷、银贵钱贱等原因，纷纷奏请停炉减卯，至道光中期以后地方铸局几乎全部停铸。由于铸钱工本不敷、铸息亏折，在清廷连续饬催各省重新开铸的情况下，各省局或奏请暂缓开铸、或奏请减卯开铸。制钱质量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从京局到地方各省局，所铸制钱钱质低劣，在民间的信用逐渐下降。此外，嘉道年间不断发生的各种案件暴露出铸局中炉头舞弊、工匠辍工、官局私铸等诸多弊端，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铸局的正常生产。清廷一直垄断并严密控制的铸钱体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第四章，制钱流通问题。在制钱流通过程中，私铸、私销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至清嘉道时期尤为猖獗。官局制钱质量低劣，给民间私铸提供了可乘之机，私铸案件屡有发生，贩卖小钱亦成为贫苦人民的一种谋生手段。私钱的行使更为普遍，不但民间认可了小钱的流通职能，一些地方官府也对私钱的行使采取了通融态度。虽然清廷采取措施严禁私铸，道光年间甚至下令各省督抚每年上报境内私铸情况，然而收效甚微，此令也渐被奉为一纸空文。私销问题一方面使得供应中质量较高的货币减少，另一方面为私铸提供了原料，危害尤甚，且防不胜防。嘉庆、道光两代皇帝一直秉承乾隆帝弛禁铜器的主张，对一些官员提出的以铜禁打击私销的建议不予采纳。私销与私铸相伴发生，导致流通中钱的质量逐渐下降。嘉道时期，与制钱同时流通的货币还有白银、外国银圆、钱票等。白银作为主要货币之一，是商贾贸易往来的主要媒介。为保证流通中白银的供应，清官府采取了广开国内银矿、严禁白银外流等开源节流的措施。外国银圆和钱票以其携带使用方便等优点，广受商民的欢迎，流通颇广。前者的流入对于中国货币的近代化实为一种启示和触动;而后者作为信用货币的出现，更是对中国原有银钱并行货币体系的一种冲击。正因为如此，清廷内虽有部分官员提出禁用主张，即遭到大多数官员的反对，而最高统治者亦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但是，清朝统治者并没有从两种货币的广泛流通中得到启发，积极改革业已僵化的货币制度，因此无力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嘉庆、道光两代皇帝的银贵钱贱等货币问题。　　第五章，银钱比价问题。嘉道时期的银钱比价问题是上述各种问题相互交织的集中表现。清廷曾规定流通中一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但是，在实际行用过程中，两种货币受到各自币材价值的影响，总是围绕这一比价上下波动。清前期银钱比价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到了嘉道时期，尤其是道光年间，不断剧烈上昂的银价成为朝野内外倍受瞩目的货币问题。以往的学者们多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空前严重和持久的银贵钱贱问题，事实上，在嘉庆朝的早中期，银钱比价还曾有一段短暂的银贱钱贵时期。虽然短暂，但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以往的学者对这一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本文对这一特定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清廷采取的平抑钱价的措施进行了初步分析。至于银贵钱贱和随后发生的银贱钱贵问题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有怎样的关系，目前尚无人关注。相信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嘉道银钱比价问题的研究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银贵钱贱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其出现于嘉庆十三年(1808)，而检阅文献，银贵钱贱在当时并非遍布全国的现象，即使在嘉庆末年亦有省份奏报钱价昂贵。因此，本文认为，这一问题的产生不能简单地从已有数据上断定为某年，只能说大致始于嘉庆末年，且此时尚为局部地区的个别现象。至道光年间，银贵钱贱才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现象，道光中期以后银价逐年大幅上涨，银贵钱贱遂成为严重的问题。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关键在于制钱质量的低劣，导致银钱比价的不断上升。币材质量低下、官局私铸等种种弊端，是造成官铸制钱钱质低下的重要原因;局铸制钱尚难保证质量，无疑为民间的私铸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铜厂、铅厂内部之弊、币材运输途中频繁的事故与环环积弊及私销的日渐严重，为民间私铸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这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私铸之风。对于这些充斥于流通领域中的小钱，民间已经默认接受，并根据其质量确定不同的比价来兑换使用，因此钱愈贱而银愈贵。流通领域中外国银圆、钱票的加入，使得本来就问题颇多的银钱并行的货币(1853)行中变得更为复杂。而流入中国的质量低下的夷钱，更是直接影响着部分地区的银钱比价。对于因货币质量引起的银贵钱贱问题，清廷最高统治者和各级地方官员，多从货币数量的角度去探索解决办法，采取了停炉减卯的措施。因停炉减卯而导致的钱荒使更多的私铸小钱趁势流入市场。清代的制钱制度在停铸→钱荒→私铸→钱贱→停铸的恶性循环中愈陷愈深，而白银的外流更加剧了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囤积白银的因素亦不容忽视。从本质上看，清廷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已无法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对于货币的需求，这是上述原因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余论部分探讨了清廷各级官员针对银贵钱贱所提出的各种币制改革方案，如银钱兼用、重钱轻银、铸造大钱、自铸银圆、发行纸钞等。其中虽不乏良策，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方案多未能付诸实施。清廷的因循守旧使得银贵钱贱问题始终未能得以缓解，后患无穷。其间的成败得失，值得认真反思、借鉴。嘉道时期的制钱问题延续到咸丰朝，与各种新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变得异常严峻。咸丰皇帝终于下令自咸丰三年(1853)始铸行大钱。咸丰朝为挽救财政危机而施行的大钱制度，使币制更为混乱，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同治、光绪年间，清廷财政情况稍有好转，重新恢复制钱鼓铸的问题被提上日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环境的变更，制钱不得不逐步让位于铜元和银币，虽未被明令禁止，但最终仍默默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制钱制度也因此而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