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方式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企业技术创新的地位尤为重要。创新驱动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适应“新常态”的关键。政府作为投资者,其投资过程具有盈利和战略双向目标。国家持股作为国有资产的有效配置形式,在支持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具体的,本文从资源基础观视角展开分析,探究国有股为企业带来的创新方面的优、劣势资源,进一步说明国有股比例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考虑企业规模,使企业自身具有的不同的创新资源利用率,进而影响国有股比例为企业带来的创新资源的利用及投入情况。因此,本文在研究国有股比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不同规模的企业中,国有股比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是否具有差异。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产权性质中,国有股比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的差异,本文从理论上区分了国有企业和国家直接持股企业之间的关系。虽然二者于企业而言都会带来“创新资源支持”和“创新目标冲突”,但是两者并不完全等价,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家直接持股和最终控制人为国家给企业带来的创新资源以及创新资源的利用情况是不同的。对国有企业和国家持股之间进行详细的区分,有助于从本质上解释国家直接持股比例和最终控制人性质的不同给企业创新带来的影响。实证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中国276家制造业企业7年数据,对国有股比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具体的,本文以国有股比例为自变量,在考虑了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公司年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权分离率、区域、年份以及行业等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同时,以企业总资产对数测量企业规模,检验企业规模对于国有股比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国有股比例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以及不同企业规模对这一关系的影响作用。本文发现,国有企业中,国有股比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而不同的企业规模中,国有股比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企业规模在国有股比例低段位时,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在国有股比例高段位是抑制企业创新绩效。非国有企业中,国有股比例与企业创新绩效呈线性关系,方向为正。但是,企业规模对国有股比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在理论上,本文丰富了国有股比例和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国有股比例对于企业创新绩效而言,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而是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在实践上,本文一方面为政府合理规划国有投资、优化国有资产配置、支持非国有企业等方面提供启示,指出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不能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需要把握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流失的根本原因,实现国有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另一方面,为企业优化自身股权结构,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