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研究试图以出版史与阅读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晚清最后数十年间的科举制度、出版市场，同时检讨读书人的阅读世界与知识养成，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知识转型。有清一代，朝廷一直重视加强其在文化领域内的统治地位，不断刊印各种御纂、钦定书籍，要求读书人阅读，借此构建官方意识形态。除此，清代官方还通过配套的科举考试来加强这类书籍的影响力。这就造成：一方面，清廷通过科举制度比较成功地对读书人的阅读世界与知识构成进行了规训；另一方面，在实际施行过程中，科举考试也进一步简化了应考士子的阅读范围与知识储备。因此，广大士子在应考中愈益偏重学习与科考有关的内容，而不顾其他。为此，出版市场推出一大批专门供考生备考的书籍，这类考试用书由是介入到对读书人的阅读世界和知识构成的形塑中。海通以后，面对新的中外形势以及西学的冲击，此前为官方意识形态、科举考试与出版市场等因素打造出的读书人知识构成，已经无法从容应对世变。于是，“求实学”的舆论逐渐兴起，这亦催生了变科举的动议，而科举制度对这类舆论却始终缺乏有效回应。甲午之战的惨败，将朝野之间变科举的议论重新推向高潮，科举制度才真正开启改制的步伐，继1897年对第三场的五道策问题略作改革之后，清廷于1898年宣布了新的科举改制方案。然而，维新运动的旋即失败导致这次科举改制流产。直到1901年，科举改制才重新启动。这次的科举改制方案基本延续了1898年的方案，并且对清末的出版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面对科举改制后科举考试内容的重大变化，考官与考生都必须向出版市场寻找新的知识资源。这既造成了吸收新式印刷技术的出版市场的勃兴，也使得出版市场对科举考试的介入进一步加深，进而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实际效果。虽然，官方中体西用的科考指导原则，极大影响了科举改制后的历次考试，但是科举考试作为“指挥棒”，依然在实际上促成清末印刷文化转向新书、新学的出版，从而为新书、新学的流播提供了物质条件和读者基础。可以说，清末的科举改制堪称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一个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