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从历史进程还是文学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始终是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人民”不仅是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等领域出现频率极高的关键词，也是现代中国文学持久关注的对象。而“人民话语”则始终是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核心话语，它不仅关涉现代中国文学的主题内涵、意义阐释，也连结着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复制等过程。更为显见的是，“人民话语”和“延安文学”的“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并直接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体化”建设。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延安文学”这一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桥梁”、“枢纽”性质的特殊文学形态作为基点，以史实为依据，以相关理论为参照，严格把握相关范畴、概念的界定和分析，在历史—思想—文化—文学相结合的研究视野下，采取“回溯”与“比较”两种主要研究方式，将“人民话语”这一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中的一种元话语、元观念置于它生成、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对其进行考察。 在我看来，从“人民”这一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词入手，辨析它在历史形成中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过程，进而探求现代中国“人民话语”的话语体系在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中的形成原因、行进轨迹及其丰富内涵，这既有助于更细致地把握这一时代的发展风貌，尤其是其中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承续和置换，也有助于勘探那些深埋于现代中国历史、文学流脉中的普遍意识结构及其持存的、原生性的发展逻辑。这也可以看成是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流变过程的一种整体观照和全新阐释。更重要的是，对“人民话语”的这种历史性探源研究或许还能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而不会那样”?“延安文学”的文学形态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出现有无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逻辑?同时，它也能帮助我们更客观地理解历史、思考当下。 据笔者的理解，作为一种“现代性方案”，现代中国“人民话语”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古/今、中/西资源，更与现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国家想像”基本有着同步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既是现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它本身也构成一种意识形态，包容着一个时代的价值、信仰、观念等多层面的丰富内涵。在整个现代中国“人民话语”的建构过程中，“文学”作为可利用资源，参与了这一话语的营造过程。在此，人民话语的政治权势及其规约通过文学手段得以呈现并扩展，而文学的“组织”叙述又进一步强化了人民话语的合法性指涉功能。按照现代中国“人民话语”的历史演进和逻辑关联，本文分四个部分进行叙述：首先，对“人民”这一关键词的在不同历史场景中的语义及蕴涵其中的思维模式进行探源，从而把握现代中国“人民话语”形成的历史轨迹以及隐藏在不同方案、陈述或策略下的各种思想假设。本文基本的论点是，作为现代中国“人民话语”的核心组成，尽管中国古语中早已存在“人民”一词，但作为现代意义的“人民”一词却是在现代中国人对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想像过程中产生的，它与清季民初出现的民族国家想像叙述之间有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且是在与西方的语际交往中产生的。同时，围绕“人民”等相关概念的陈述而形成的现代“人民”话语一经诞生，便以它自己的方式参与了现代中国价值观念重组的重要进程。 其次，从“命名”与“话语权”之间的隐蔽关系入手，探询延安时期“人民”概念的确立过程、本质内涵及延安时期“人民话语”的合法性建构过程。在此，笔者认为，延安时期“人民”话语的意义生成是“党”在特定的环境下，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充分吸收清末以来“人民”话语的意义基础上而生产出来的，它本身也存在一个不断建构、修整、补充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建构过程中，“进步”与“革命”等主要修辞策略充当了“人民”话语的合法性论证功能。 复次，从“人民话语”的话语规则制定及其权力运作入手，剖析“人民话语”的主体性建构与党的合法性建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之间的密切关联。在笔者看来，延安时期“人民话语”的统合与控制能力主要经由话语的“认同”和“排斥”两种功能加以体现，并通过话语主体的身份定位与话语陈述的规范设置两方面得到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党”从确认自身合法性和权威性建设的目的出发，由此代表“人民”制定一些话语规则。而依靠“党”的支持和确认，作为“真理”的人民话语开始展示出它强大的权力势能。一个效益化、同质化的“人民共同体”由此形成，而作为“异己”的“个人”也由此被规训和同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人民话语”的规约，一种具有“一体化”性质的文化形态和“齐一性”的文学创作主体群最终得以形成。再次，当“人民”通过意识形态确认而上升为“真理意志”和绝对合法性源泉时，一个“人民神话”由此诞生。而“人民话语”也由此成为一个包含政治权力因子的所在。在此情形下，“延安文学”被彻底纳入“人民话语”的合法性建设轨道，成为一种高度“组织性”的文学。就“延安文学”的整体构建来看，它的审美形态的形成实际上可归结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党”根据马克思主义这一“主义话语”而代表人民立言，这使“党”获得了解释一切的权力，由此将文学置于“党”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并由“党”的需要出发拟定了文学的发展方向、文学政策及审美规范；另一方面，当这些文学政策及审美规范落实到文学实践层面时，它的根据又是一种“群众”路线，即按照群众的实际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习惯、接受心理来确定文学具体的表现形态。在此过程中，“革命现实主义”开始成为“延安文学”创作的最高法则，并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而“延安文学”与“人民政治”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而富有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