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千岁丸”来华以来，许多日本人重新踏上了中国土地，其中有藩士、幕吏、学者、僧人等等，他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游记。其中大谷派的小栗栖香顶是明治维新后来华的僧人代表，他重新开启了中断已久的中日佛教交流，在其游记《北京纪事北京纪游》中，他将基督教视为是帝国主义的爪牙和帮凶，并从基督教的传教方法中获得了一些启迪，还号召中日印三国团结起来去复兴佛教。小栗栖香顶在游学中国期间，与众多高僧结下了深厚情谊，其中的代表有本然和尚、洞师、江师等。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宇野哲人在其游记《中国文明记》中流露出了对这个理想中君子国度的极大失望，其中一个可悲现象就是祠堂寺庙的沉沦，游记中还透露出了侵略思想，他站在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立场上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他还为中国衰微找了几个比较客观的理由，例如上下交征利、落后的制度、民主革命和易姓革命。研究中国戏曲的学者青木正儿在其游记《江南春》中，记载了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追寻，他在中国大地上看到了许多丑陋的现象，他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使我们受到深深的反思，强烈建议中国人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接受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