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意收购本质上就是通过收购上市公司的股权以达到夺取控制权的目的,往往出其不意且来势汹汹,目标公司很难预测并及时打出防守反击。为了使收购人的目的难以实现,目标公司通常的做法是通过一系列的防御措施来增加对方收购的成本,让收购人知难而退,或通过降低自身的吸引力,使收购人觉得“食之无味”而弃之。如是,反收购的概念也呼之欲出,即为了抵御和挫败收购人的收购,避免公司控制权转移,目标公司管理层采取的一种防御行为。随着我国上市公司全流通改革的完成以及产业整合的需要,加之壳资源的价值,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将会成为常态。在谈到敌意收购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反收购决策权的归属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下,由于反收购的行权主体是股东大会,董事会采取的反收购措施就存在合法性问题,由此导致收购与反收购的过程中出现诸多乱象,不利于企业和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因而,重新配置反收购决策权,建立健全反收购体系已迫在眉睫。本文以反收购决策权归属为主线展开论述:在我国当前的反收购决策模式下,目标公司的董事会往往有心杀敌,却无可将之兵,在反收购的战场上陷入困境。从公司诞生之初,董事和股东间的利益冲突就一直存在,反收购决策权配置正是对两者在反收购领域中利益冲突进行调节的机制,由此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管理层决定模式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股东大会决定模式。造成英美两国采取不同模式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国家不同的法律体系、股权结构和收购制度,因而需要充分考虑上述三个因素,对我国的反收购决策模式进行优化,适当扩大董事会在反收购中的决策权。而新模式要想在中国落地并且顺利运行,则需要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权力进行再分配,并通过转变公司资本制度,重构股份回购机制,为董事会创设行权的空间,同时完善董事义务体系,以保护股东在反收购中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