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具体表现为中国进出口贸易与GDP的比值逐年上升,并且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然而仔细分析出口结构我们发现,我国出口国际竞争力强的产业主要是初级资源、鞋类、服装、玩具、家具、消费类电子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外贸易量的超高速成长,并没有逻辑地促进和带来我国本土产业的升级。不断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制造业却依然处于产业链低端,不仅导致本土企业较低的附加值以及恶性竞争,还引发了频繁的贸易纠纷,这凸显了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机制问题的研究意义。　　 现有的研究要么从微观企业出发,利用价值链的分析框架,探讨发展中国家避开走“贫困化增长”道路、实施产业升级的过程；要么从宏观层面阐述外向型经济的战略选择,其代表性观点是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然而,前者忽视了价值链攀升过程中的实际传导机制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动传递”效应,而后者则过于乐观地忽视了其他具有更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如印度和越南)的激烈竞争。此外,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也使得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的攀升已经无法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　　 基于Porter的钻石模型的修正,本文构建了一个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分析框架,分别从高级生产要素、市场需求条件变化、政府管制以及产业集群等四个方面分析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机制。　　 第一,从供给角度分析高级生产要素对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拉动机制。从价值链的分析框架来看,两端的服务环节是高附加值环节,因此,中国制造业的效率提升和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从本质上不是来自于制造业本身,而是来自于其高级要素——服务业的投入。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度,这可以从制造业内部生产环节与服务环节的互动、社会化的专业分工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地理关系的临近性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本文通过对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修正,构建了数理模型来阐述服务业在制造业效率提升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江苏和全国的投入产出表分析从统计描述的视角揭示了服务业在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过程中的作用。最后是经验分析,基于全国的地区、行业层面的经验分析以及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经验分析也进一步揭示了高级要素推动的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　　 第二,从需求角度分析市场需求升级对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拉动机制。现有分析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问题主要从供给角度来探讨企业技术能力的获取,这是一种主动性的升级过程。本文试图对进行拓展,从需求的视角来分析制造业企业的被动性升级过程,重点分析需求条件的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升级路径。我们区分了国内市场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路径的支持作用。国内市场规模形成了对中国制造业技术提升的直接动力,而国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企业不同的升级路径。国际市场需求升级对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机制则主要基于价值链的分析,国际大买家主导了俘获型价值链,为提升其产品国际竞争力,在低附加值环节提供技术转移促使企业进行升级,而在高附加值环节则设置种种障碍阻碍中国企业的升级路径。中国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和知识积累,提高吸收能力,从而接受国际大买家的技术溢出。　　 第三,政府产品质量管制条件下的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市场需求的自动变化会促使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然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消费者无法准确识别市场中产品的质量水平及其技术含量,因此制造企业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标准。因此,市场需求升级引致的制造业技术创新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政府颁布政策实施产品质量管制,如规定最低质量标准以及对未达标准的产品予以处罚等措施,就形成了企业质量的强制性约束。这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质量管制直接导致制造业成本提高,而企业会提高创新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质量管制通过提高进入壁垒而使行业集中度提高,从而影响企业创新。本文在波特假说的基础上,分析政府产品质量管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内在机制,并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阐述质量管制条件下企业对内部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增加创新投入,减少单纯扩大规模的资源投入,从而直接带来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高；间接的分析则是基于SCP范式,通过质量管制对产业集中度产生影响,最终导致企业创新能力的变化,2003-2006年中国大中型企业的行业的经验分析论证了上述结论。　　 第四,通过产业集聚来分析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度攀升的机理。任何企业或行业都不可能在孤立的状态下获得技术的持续升级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因此,上下游相关产业的支持以及竞争性企业之间的合作对企业自主创新以及竞争能力的提高有较大的影响。产业集群则正好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了相关支持性产业以及同业竞争者的集聚。中国制造业企业普遍具有较小的规模,因此形成了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独特的以集群形式存在的块状经济模式。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问题必然要在产业集群的层面上来分析。然而,不同产业特性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也不一致,因此,本文区分了不同产业特性的产业集群差异性升级路径,重点分析了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和以自然资源为主(包括农产品)初级产品加工行业的产业集群升级模式,因为在开放全球化背景下,这是目前中国产业集群的主要类型。通过对江苏南通家纺产业集群的田野调查,本文分析了以集群形式存在的传统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障碍,其升级路径必然是依托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的融合与对接,一方面使国内价值链与国际价值链形成互补,另一方面使某些国内价值链中的高技术环节的向国际价值链延伸。江苏紫菜产业集群,则提供了自然资源加工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模式,即依靠产业集群内的非政府机构,即第三方组织——行业协会来帮助实现企业的创新和升级。　　 文章的最后是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服务业外包来发展服务业,使其作为高级要素投入促使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第二,培育高端市场,通过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发挥政府采购的作用以及通过政府对产品质量管制来促进需求升级,以此拉动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第三,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各种鼓励创新的财税政、金融政策等,并搭建创新平台,鼓励外资企业创新等政策；第四是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培育政策,主要是利用各地要素禀赋从而因地制宜实施产业集群政策、加强企业联系构建产业链以及建立研发联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第五是通过政策鼓励支持加大对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