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的中共转型的基本内涵是民族转向,伴随着理论创新,塑造了革命政党的崭新形象。这一转型离不开话语权交锋的推动。革命话语权对于政党至关重要,话语弱势的一方,必须及时调整策略,重塑政党形象。话语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党的生死存亡。因此,话语间的激烈交锋有力地推动着政党的转型。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抗战爆发后,作为执政党,国民党因民族主义而得到前所未有的拥护,而中共把握抗战救国的时机,致力于理论创新和抗日实践,力促自身转型,塑造民族抗战的革命形象,得到敌后民众和爱国人士的支持。最终,中共在民族抗战的话语战场上立稳脚跟,并进而推进民主革命的话语战争。中国共产党利用在野党的优势,呼吁民主自由,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构想。同时,在边区和各根据地积极建设抗日民主政权,使之成为民主建国的示范区,与国民党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取得民主革命话语的决定性胜利。中共的民主革命话语深刻体现从“阶级政党”向“民族政党”的有益转型。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里的革命阶级意指除汉奸之外所有中国人,是否参加抗战成为划分敌我的标准,替代了“共产革命”时期的阶级标准。而民主主义话语斗争的深入,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共的民族转向,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一转型存在的缺陷,它具有不稳定性、不彻底性。革命话语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是变动的,所以转型也就存在不稳定性。革命话语有内部话语和外部话语之分,所以转型就有了不彻底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时期,始终没有完全放弃阶级斗争这一动员机制,抗日民主政权中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景观离不开中共有意识的推动和引导,以致有着较强烈的宣传色彩。在继承和超越传统马列主义中的这些纠结与反复,为建国后多次严重的“左”倾错误埋下了伏笔。当前,面对工业化、信息化和民主化浪潮的多重叠加,中共转型已是时代设定的重大课题。因阶级斗争的政治动员过程,在逻辑上是制度约束和以法治国的反面。故而,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过程,本包含着去阶级斗争的本意,包含民族利益整合的要求。这种阶级革命向民族主义的转向,在党的历史上是有迹可寻的,对革命年代转型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把握当前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