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美国文化的视角深入研究美国价值观在其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美国外交政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国家利益、价值观念和总统风格等。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对于观念、规范、认同、信仰等文化因素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这为当今研究国际关系开辟了全新的视角。研究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结合它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广义上的文化来开展。文化同一国外交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重要,是由文化本身的内涵和发挥的功能决定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某个社会中各个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的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认同和评价,这些认同和评价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普遍性。因此可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既是该国国家特性的一部分,同时又是该国的主要精神,甚至是影响该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美国价值观在外交政策中的影响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核心价值观,第二层次是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价值观,第三层次是直接影响外交政策的外交思想和行为准则。其中,核心价值观是所有决策者共同的价值观,以总统为主导的决策者由于其出身、宗教信仰、教育背景、职业生涯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政治价值观,这些政治价值观在外交上又会形成一定的外交思想和行为准则,从而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美国价值观具有两个特点:矛盾性和多维度性。美国核心价值观是美国例外论(如上帝的选民、天定命运、美国霸权论等)和普世价值观(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的对立复合体。从其国父到普通民众,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是独特的——是上帝挑选出来的,肩负拯救其他民族的神圣使命,注定要领导世界,而且这种独特性是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尽管有一代又一代新移民的加入,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但迄今为止美国仍没有摆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新教文化的深入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人还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是普世的,是全世界人民应该学习的典范,并竭力将之推广到各个国家。笔者认为,由于美国价值观的矛盾性和多维度性,以总统为主导的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层的政治价值观呈现出两个维度的对立:一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立,二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同时,总统主导下的决策层在外交思想和行为准则上也存在着两个维度的对立:一是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对立,二是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对立。以上三个层次的美国价值观通过美国外交决策体系影响外交政策。美国外交决策体系是包括总统、行政机构、国会、最高法院、地方政府、利益集团、思想库、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等在内的复杂体系,其中总统、行政机构、国会是主要的决策主体。美国外交决策过程是总统主导下的外交决策机构之间的博弈过程。各个外交决策主体的价值观是美国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对小布什、奥巴马两任政府执政期间和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所制定和实施的国家战略、地区和国别政策,以及参与全球治理和处理热点问题三个方面的分析,找到美国价值观对制定和实施这些外交政策的影响。笔者认为,小布什政府实施全球反恐战略,积极干预国际事务与地区安全等外交政策深受小布什政府价值观(布什主义)的影响,其政治价值观为偏向理想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外交上信奉单边主义和国际主义。奥巴马政府推行“巧实力”战略,实施“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重视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问题;对外政策上强调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综合运用美国军事、经济实力与价值观来影响世界。这体现了奥巴马政府在政治价值观上偏重现实的实用自由主义,结合了多边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外交理念。特朗普政府执政后,通过实施“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以达到美国在战略收缩阶段继续称霸全球的“再次伟大”的战略目标。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和战略目标正是美国核心价值观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的体现。从特朗普执政前后的个人领导风格和一系列言行可以判断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价值观是保守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外交思想和行为准则偏重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因此,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很多涉及国家战略和内政外交的新政看上去都与时代的特征格格不入,如“逆全球化”的经济和贸易政策、逆行倒施的能源与环保法案、“不人道”的移民政策等等。中美两国作为分属东西方的大国,在文化传统、历史发展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有着很大区别,这在客观上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而两国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价值观的差异。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对两国人民的福祉、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未来,两国如何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管控分歧,合作共赢,共同努力构建更加成熟的大国关系,应该从更深层次——价值观的角度去思考:中美两国都应该着眼大局,互相取长补短,不断自我完善,构建中美两国基于文化共生、文化自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的价值观和对华政策倾向在长远上对中国所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只不过双方都要有耐心平稳度过一两年的磨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