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黑人女作家盖尔·琼斯在其小说《科里基多拉》和《伊娃的男人》中通过叙述两位女性的生活遭遇，再现了女性因性别歧视和性虐待所蒙受的创伤。文化创伤理论旨在从文化角度阐述创伤的道德内涵，其建构与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紧密相连。该研究从文化创伤理论角度分析琼斯的两部作品以为国内美国黑人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性建构的概念。集体认同植根于集体记忆中。在《科》中，科家四代女性的集体记忆围绕祖辈所遭遇的白人奴隶主的性暴力这一创伤事件而建构，通过反复诉说和嘱托后代“保留证据”即生育后代来强化，将创伤世代传承下去。她们都共同使用令其遭受创伤的白人的姓氏—科里基多拉，来建构一种创伤承载者对自身身份的认同。科家的集体记忆形塑了其集体认同。但厄萨深受其困扰，生育能力的丧失为其修正身份提供了契机。在《伊》中，人物的集体记忆围绕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蜂王”这一女性形象而构筑。对蜂王的集体记忆促使伊娃所属的集体中的绝大多数女性都认同女性从属男性。伊娃并不安逸于这一集体认同，居所的频繁变动体现了她对自我归属感的迷茫和探寻。直到因获罪入狱，伊娃才得到安全感。　　小说中所言及的再回忆，表达和聆听创伤，黑人民间文化如布鲁斯等是释放创伤的可能的途径。“愈合”指的是走出创伤，协调处理好创伤记忆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重新建立安全感和与正常生活的联系。一旦文化创伤被建构和经历，集体身份将会被极大地修正。在《科》中，布鲁斯是厄萨释放创伤的重要方式。厄萨对穆特的接纳和两人的言归于好表明了厄萨创伤的愈合。在《伊》中，牢友埃尔韦拉的倾听和抚慰，使伊娃的创伤得以逐渐疏泄。她俩从相互争斗到和睦相处的转变说明伊娃走出了创伤。而具有相同创伤经历的两位女性在牢狱中的交流实际暗示着伊娃遭受创伤而导致分裂的人格争斗的两面，这种双重人格的争斗在小说结尾处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合一。　　文学家应用创伤的语言再现人们的创伤经历，激起人们对自身状况更深入的思索，并唤起人们更普遍的道德关注。琼斯的小说参与建构并表述了美国黑人的文化创伤，她是美国黑人创伤记忆的言说者。这一建构意在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最终愈合黑人的文化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