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绪论部分，讨论了本文研究的对象。在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相继产生过三类影响广泛的观点，即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自由派之间互相对立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尽管立场有异，但都认为新文化运动决定了此后中国的政治走向。但以上三者，其实都是源自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并不符合新文化运动的原始事实，也无助于解释这一运动本身的来龙去脉。为此，整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青年》杂志的原始史实，就十分必要。　　 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新青年》杂志，最初是中华民国早期国民党政治舆论的据点。《新青年》的主持者陈独秀，是一位在政治斗争和宣传鼓动上都卓有才华的政治人物。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是继续鼓吹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和国民党一脉相承的政治思潮，自然大力引用自己的政治同志及其主张。但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发现了尽管在政治上相对疏远，但学有专长的学院派的价值，并引以为盟友。在陈独秀得到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支持，主持北京大学文科时，《新青年》就步入黄金时期。此时，政治派和学院派并驾齐驱，前者援引后者，后者支持前者。但这一黄金时期不久即转瞬即逝，在时局的刺激下，政治派期望参与政治斗争，学院派却自感难以跟进。以二者的分道扬镳为标志，新文化运动渐渐落幕。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对前者，更对后者而言，都是值得怀念的岁月，也是值得追溯的遗产。　　 论文的第一章，介绍《新青年》的政治背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发生的国民党改组中，国民党组织欧事研究会创办了机关报《甲寅》。陈独秀受邀任编辑，后来依靠《甲寅》的影响和支持，创办了《新青年》。由于《甲寅》和《新青年》之间的联系，二者持论都很有国民党的意味，自然也反映国民党的政治意见和努力。陈独秀的努力被旧日同志，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发现，遂被后者寄予极大的期许。蔡元培期望，激发国家主义，更新国民教育，将可一新国内政治。　　 论文的第二章，主要论述《新青年》早期的旨趣。《新青年》本为有国民党背景的政治刊物，自然承继了前者的政治努力和思潮，即国家主义思潮。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思潮，源自明治日本的熏陶。在明治时期，日本吸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学说，以及其他社会思潮，再经过国内政治斗争的催化，遂汇成一体二面的国家主义思潮。结合民主主义、平民主义的国家主义，遂为明治思潮的主流。在明治思潮的熏陶下，中国早期的维新派，以及稍后的革命派，经过政治论战和行动，亦将国家主义纳入各自的政治传统。这在《新青年》上，表现为国家主义的旨趣。在几位国民党作者的协助下，陈独秀相继以国家主义为宗旨，发表了对青年教育、军国民主义、欧洲战争、孔教问题、对德问题、文学革命的看法。这些立论，不是纯然的学理评论，更和当时的政治局势，甚至国民党的政治活动紧密联系。　　 论文的第三章，是关于著名的“文学革命”。宣统复辟的发生，以及其后的南北对峙，结束了国家政治统一的局面。陈独秀对北京政府感到失望，但又无法对南方的护法政府有期望。在这黯淡的局势下，陈独秀注意到自己先前援引的学院派的努力，并极力将后者解释为政治努力。陈独秀尽管高唱“文学革命”，但对其中具体的学理问题，其实少有贡献。胡适尽管对“文学革命”的内容有十分细致的贡献，但其初衷却是“文学改良”。由于陈独秀的语富强势，胡适被“遁上梁山”，快奔上“文学革命”之路。这就是“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最经典的逻辑，不仅表现在胡适这里，其他的学院派诸如吴虞，以及北大的章炳麟弟子，都未曾摆脱这一命运。　　 论者一般认为，1919年《新青年》编辑部的分裂，是由于实验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对立。但这一判断，按之于严格的史实，尚有可商榷之处。由于欧战结束以及凡尔赛会议的召集，远东的局势俨然如风雨欲来。在中国，由于南方各省以及在野党的鼓动，更是如此。被排挤出北京国会的国民党，也不愿袖手旁观。正是在此背景下，陈独秀以一次断然的政治抗议，结束了自己在北京的活动。陈独秀被捕之后，受到南方政治人物和国民党的支持，获释后受陈炯明等国民党人邀请南下。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学院派，无力跟从陈独秀的活动，二者遂不失友好地分别了。分别如此友好得体的部分原因是，至少这时北京的学院派，还未曾有足够成熟的政治见解或立场，足以为政治派之对手。　　 论文的第四章，讨论新文化运动的语言，以及这语言对后来意识形态的贡献。《新青年》的政治派，有强烈的语言优势。“文学革命”以及薪文化运动显赫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政治派的语言优势。事实上，在近代日本语文的影响下，政治派已掌握了熟练的新语言。这一优势，是传统学术的坚持者，或者是学院派都无法比拟的。在《新青年》之外，学院派和政治派的新语言联合，足以武断地制服传统的坚持者。尤其是在《新青年》上发生桐城派和章门弟子的汉宋之争时，表现极为典型。但在《新青年》之中，学院派又受制于政治派的新语言优势，甚至在二者分别后依然如此。这正如索绪尔之言，言语总是服从于语言。　　 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的二十年间，其间的政治派在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已经黯淡难辨。其间的学院派，或在学院，或在政府，在左右二翼的夹击下，对新文化也难有信心。直到四十年代初，亲历新文化运动，又经过多年革命考验的毛泽东，取得领导共产党的地位。毛泽东依照自己的理解，引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尤其是语言成就，造就并表述自己的革命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由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遂成为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经新民主主义理论改造的新文化运动，遂为现代中国的创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