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分十一个部分，每章具体阐述的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序言，主要由论文的基本观点及选题意义、研究动态及创新、研究方法等内容组成。首先对文化、文化交流、华夷秩序、中朝朝贡关系、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的意义等问题阐明了笔者的观点，然后介绍了韩国、台湾、中国国内学术界与本课题相关的主要研究动态并指出笔者的创新部分和采用的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对古代中朝文化交流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中朝两国山水相连、一衣带水，有着数千年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从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与古朝鲜之间发生的经济交流开始，经秦、汉、隋、唐、宋、元、明一直到清朝前期，中国的历代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国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两国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共有了汉文字和儒家文化，并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是主要的，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依靠其文化的领先和泱泱大国的气势对周边国家或民族包括朝鲜形成文化辐射，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文化圈。但文化的发展是双向的，在双方的交往过程中，朝鲜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古代朝鲜文化通过使节往来、物资交换、人口移动等三种渠道不断地传入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第三部分阐述了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的特点和背景。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是在典型的朝贡关系体制下进行的，因中朝两国均实行严密的锁国政策，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使节往来这一狭窄通道进行。每年两国间进行的定期、不定期的使节团的往来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唯一途径。使节团成员除了完成政治外交任务外，还起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媒介作用。对中国来说，十八世纪正值康雍乾盛世，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给朝鲜使节的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相对宽松、自由、和平的条件。因此，朝鲜使臣对两国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较显著，众多的燕行著作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相反，朝鲜因朝野上下“尊华攘夷”、“尊明斥清”思想严重，提防与清朝使节的交流，再加上出使朝鲜的清朝使团成员大都是武官，对文化交流不太关心，所以清朝使臣在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中所取得的成果相对少一些。 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是历史上中朝文化交流的继续，但也有与以前不同的新的特点。从交流形式上看，这个时期除了往来于两国的外交使臣的交流活动外，没有像唐宋时期留学生、僧人的自由往来和民间商人的贸易活动。从交流内容上看，除了与传统的官方使行贸易、书籍交流、文人间交流外，还多了一项西学交流这一新的项目。 第四部分阐述了十八世纪中朝两国的物质文化交流。这个时期，中朝物质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两国之间贡赐物资交换，栅门和会同馆互市，中江、庆源、会宁等边市贸易。通过物质文化交流，两国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不仅丰富了两国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两国工商业的发展。 第五部分论述了十八世纪中朝书籍交流。中朝两国书籍交流的历史悠久，这个时期中朝书籍交流，主要通过中国皇帝对朝鲜的赐书、朝鲜使节团在北京的贸书、中朝文人之间私赠等三种渠道实现的。这个时期的中朝书籍交流，以中国书籍对朝鲜的传入和影响为主，中国的经史类儒学文化典籍和天文、历法、地理以及西学等方面的书籍不断地传入朝鲜，对朝鲜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朝鲜英祖、正祖时期“文运中兴”的基础。但朝鲜的书籍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主要是医学、文学、历史等书籍，对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北京琉璃厂书肆是这个时期中朝书籍交流的最重要的场所，从中国传入朝鲜的各种书籍，大部分购于琉璃厂书肆。 第六部分论述了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之间的学谊。这个时期朝鲜文人、学者随使团到中国，广泛接触中国的文人、学者，并通过笔谈和书信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广泛领域进行坦诚的交流，并结下了深厚的国际友谊，为中朝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七部分论述了十八世纪中朝西学交流。这个时期，西学对朝鲜传播、影响的情形与中国、日本不同。前者是主要通过朝鲜使臣从中国间接吸收的，而后者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在本国的传教活动直接吸收的。早在十六世纪西洋传教士通过各种渠道开始来中国传教，到十八世纪许多传教士在清朝任钦天监监正，并出版了很多汉译西学书籍，为中朝西学交流创造了条件。朝鲜使臣到北京后，主动参观和访问西洋神父主持的天主教堂，并与他们围绕有关天主教和天文、历算等方面问题进行了交流，还购买许多汉译西学书籍。这不仅对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朝鲜传统华夷观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第八部分论述了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与朝鲜北学思想。十八世纪的中朝文化交流对朝鲜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祖年间出现的北学思想。朝鲜“北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