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对乡村社区和当地农户产生了多重性、综合性的影响。社区是乡村旅游的载体,农户是乡村旅游的主体,因而需要全面探讨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本文选取陕西三个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社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农户实地调研数据和访谈资料以及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尺度分析了乡村旅游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1)虽然三个社区基于自身旅游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宏观政策、经济历史条件等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旅游发展模式,乡村旅游发展对社区影响主要体现在：①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职业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程度等的变化。乡村旅游的开发促使三个社区农户由旅游开发之前的务工或务农转向旅游业,当地社区男女比例基本呈平衡状态,农户总体文化程度提高。②经济结构的变化。三个社区居农户庭收入较之旅游开发前都有不同程度地提高,社区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其中,上王村从第一产业转变为第三产业；袁家村从第二产业转变为第三产业；秦俑村从第一产业分化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举。③社会文化的变化。乡村旅游促进了三个社区地方民俗文化的复兴,加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激发农户不断提高文化水平。④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方面的变化。乡村旅游加快了社区农户的生活节奏,并且刺激农户从传统的农本意识萌发新的商业意识。(2)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户生计策略和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化方面。在旅游发展这一外力扰动下,农户总体特征发生变化,基于自身属性分化为旅游兼营型、旅游主导型、旅游专营型三种类型。①生计策略方面：在乡村旅游影响下,三个社区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农户生计方式组合的变化。与旅游开发前相比,三个社区农户的生计策略组合方式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组合差异较大。旅游开发后,三个社区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并不是非常高。②生计资本方面：三个社区农户生计资本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个体差异。从区域差异看,旅游开发前后,袁家村的生计资本总值均为最高,上王村和秦俑村生计资本总值相差不大。旅游开发后,三个社区的自然资本都大幅下降,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不同程度地增加。从个体差异看,旅游开发后,上王村的资本总值有所增加,袁家村、秦俑村的生计资本总值反而降低。③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得出,农户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都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因素包括房屋面积、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规模、家庭年收入、收入种类来源、技能培训次数、社会网络支持度、社会联结度等8个变量,不同变量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不同。④农户对生计变化的认识也存在区域差异和个体差异：区域差异上,袁家村农户生活满意度最高,秦俑村农户生活满意度最低,上王村居中。个体差异上,旅游主导型农户和旅游专业型农户对生活的满意度要高于旅游兼营型农户,且旅游主导型农户对生活的满意度最高。(3)①农户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并且存在区域差异和个体差异。从区域差异看,袁家村感知总均值高于上王村,上王村又高于秦俑村。从个体差异看,三个社区农户对各个指标的感知均值各不相同,但均对“旅游增强邻里关系”感知较低,其均值都为各自13项中最低值。从农户对旅游开发的态度看,三个社区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的积极性普遍都很高。②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农户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影响因素得出,衡量农户基本特征的四项指标均与农户旅游感知存在强关联关系(R>0.75)。其中,文化程度是所有人口学特征中影响程度最强的因素,其次是性别、年龄、职业。农户家庭五大资本中,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影响农户旅游感知的主要因素,而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旅游感知的关联度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