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风雨兼程,70载砥砺奋斗。中国于“漏舟之中”站起来,在党和各族人民的合力下走向富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绝对贫困问题将会在中华大地上得到彻彻底底的解决,但不可否认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如何通过贫困治理研究,使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更好地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等时代任务的完成助力、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奠基值得探索。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法、信息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三种方法探究职业教育扶贫中的贫困治理问题。聚焦以精准扶贫为特征的职业教育扶贫第四个阶段,概述了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演进、主要实践、现实挑战等方面。自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施行以来,我国在学历型职业教育与非学历型职业教育扶贫方面都进行了富有创造性地探索。职业教育扶贫体系日渐完善,逐步实现从由政府单一主体贫困治理向政府、市场、学校、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脱贫攻坚战佳绩频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实践己稳步迈入探索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新阶段,然而贫困人口观念意识存有偏差、职教扶贫政策实践应急取向明显、政策执行过程精准度低、多元主体投入不足等现实挑战依然存在。江苏于2012年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探索阶段,选择江苏贫困人口最多的沭阳县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基于沭阳县职业教育扶贫经验,概括总结出4大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并从恶性循环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出发分析沭阳县职业教育扶贫实践,最后得出以促进增收为目标施行职业技能培训、以可行能力培育为导向提供职教服务、多元主体形成合力协同共治贫困难题等职业教育扶贫经验启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站在新的起点,面对新贫困的发生以及脱贫对象向老、弱、病、残、灾等特殊困难群体转移等现实情况,必须推动从“脱贫”到“防贫”、“防返贫”的战略转移,建立一套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激活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由被动脱贫转向主动脱贫;建立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形成全社会职教扶贫合力;精准推进职教反贫困实践,保证政策执行过程科学化;职教政策与失业保险挂钩,保障职教扶贫制度可持续等。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并且被既往扶贫历史实践证明不可或缺的职业教育,未来会挖掘更多潜能、发挥更大作用,促进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积累,阻碍贫困代际传递,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这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