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理论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是探究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尺。本文以福山的政治秩序理论为研究对象，从思想源脉与现实基础、内在逻辑、理论价值和局限性四个维度，探究福山政治秩序理论起源，分析福山政治秩序理论的研究范式与逻辑框架，试图理清世界各国的政治现实，探索未来政治发展的可行路径。　　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化进程遇到挫折，自由民主制度表现不佳。一方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并未使拥抱自由民主制度的后发国家迎来春天，反而使它们陷入治理能力低下的困境，甚至部分中东地区国家由于国家能力薄弱滑向失败国家的深渊。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老牌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僵化，经济增速放缓乃至出现滞涨。新保守主义影响下的布什主义外交政策，武力推广民主受挫。福山二十几年前设想的“历史终结”更是遥遥无期。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一路高歌猛进，发展迅猛。为帮助自由民主制度走出困境，福山在梳理亨廷顿“强大政府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时空环境提出政治秩序理论。　　本文从政治秩序的构建逻辑和发展逻辑两个维度分析福山的政治秩序理论。从政治秩序的构建逻辑这一维度，福山指出实现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达成政治秩序三要素的平衡;从政治秩序的发展逻辑这一维度，福山诉诸宏大的人类历史，提出了饱受争议的发展次序论，强调有效国家的重要性，从政治秩序的可实现性以及有效国家的优先性等层面证明政治秩序三要素的发展次序是实现政治秩序三要素平衡的关键。　　福山政治秩序理论特色鲜明，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秩序论”，既是“新”福山对“旧”福山的超越，也是福山对亨廷顿的回归。隶属于新保守主义阵营的福山，摆脱了对“小政府（国家）”的执念，意识到政治秩序是“有效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的平衡，这无疑是福山学术思想的成熟的体现。作为去国家化的自由主义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论中对有效国家的关注是他学术视角更为开阔的表现。但是，将宏大历史融入简洁理论框架的写作方式赋予他全局化的视角的同时也带来了理论的不周延性的缺陷。作为一名政策理论家，福山的理论总是服务于现实，然而对现实的过分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福山的“短视”与矫枉过正，政治秩序理论亦不例外。　　福山在《政治秩序》两卷本中对中国着墨颇多，这也是“政治秩序论”备受中国学界关注的一大原因。福山既赞赏中国素质过硬的官僚体系、政治体制集中决策的能力，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保持政权的合法性表达了担忧。中国政治制度特色在于权力的集中，这是过去中国取得长足发展的原因，也是未来中国需要面临的问题。为此，福山给出的药方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重点是在保有国家能力的同时，实现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对国家的制约，这对我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