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众多史家的共同努力和辛勤探索，于1902～1915年间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学科萌发，并有了初步的发展，后在1916～1939年逐渐形成了“科学化”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在1939年后近代史学理论学科又进一步朝着中国化和体系化方向发展。近代史学理论学科的这种发展，较之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一)在学术发展与现实关怀的互动中求发展；(二)对中外史学理论遗产的继承与创新；(三)在内容完整与一家之言互动中求发展。同时，近代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及其发展，也不只是自身学科的发展这么简单而已。由于史学理论学科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要从研究方法、史料范围及其价值等领域对具体历史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作用。反过来，具体历史研究也会反作用于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从史学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内涵深化、史学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推动近代史学理论学科进一步的完善。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学科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首先在于它有着相对稳定的概念范畴，以及一定范围内的理论探讨中心。通过考察当时史学理论论述，我们梳理出近代史学理论学科涉及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一般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二)传统史学中史著、史法及史家的探讨；(三)历史研究法内容的探讨；(四)一般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这些学术论争各自有着一定的时间延续性。为了便于说明，本文第三、四章各自择选了史学理论中历史解释与史料考证关系的探讨、史学求真与致用关系的探讨等，与历史理论中历史进程问题的探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等内容加以分析。通过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探讨的梳理，发现近代学人在此方面取得了相当显著的研究成果，而且这种理论争论亦对近代史学的发展、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理论导向作用。但是缺陷也很明显，例如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问题二者论争比重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学科是在中西史学交融的背景下产生的，如何处理中西史学理论遗产问题也就成为学科发展优先考虑的内容。第五章分析指出，近代国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接受与传播，主要表现在历史观和史学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在历史观方面，各种史观并存、且相互辩难，进而推动了近代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但是各种史观共存并不排斥主导主观的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化史观曾主导整个史学研究领域，后到40年代与唯物史观分享这一主导地位。至于史学研究方法，实证主义史学方法与相对主义史学方法两种方法的输入和相互辩难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相比之下，传统史学理论的继承和阐发则内容相对狭窄，第六章分析认为只是集中于史书体裁史例、古代著名史家史学思想、古代考据精神和方法等方面上。然而，也正是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和吸收、对传统史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才能有如此显著的成就。换言之，没有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和吸收，没有传统史学理论的深厚底蕴，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是不可能在短短的五十年中取得了如此大成就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主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本文第七章作了专门的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轨迹：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李达等人为之作了重要的理论奠基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社会史大论战及其随后的反思中它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翦伯赞等人又推动了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在20世纪40年代取得了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分庭抗礼的地位。通过深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成熟的内在学术理路，我们发现，这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顺应了近代史学理论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为之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同时也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建设上有着强烈的战斗性和现实感，能结合社会需要作出史学理论方面上的回答，这有助于困扰当时人们心头的疑难问题的解决。而这正是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也就势必会得到时人的赞赏和支持，进而成为影响史坛的主要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