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在享受互联网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网络犯罪也愈演愈烈。传统刑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快播案”的产生使得我国立法者意识到互联网领域犯罪在立法中的空白,因此于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了关于互联网领域的三个罪名,即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此举是我国刑法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做出的积极举措,反映了我国立法者对互联网技术发展和网络安全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1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本罪法条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表述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界定,强化了司法机关认定本罪的标准,增加了本罪的适用可能性。但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本罪的适用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于本罪的主观罪过,多数学者认为从本罪的法条描述中即可看出行为主体是故意的,也就是说行为主体是明知的,然而“明知”的具体内容是哪些并未给出清晰规定。本文中,笔者对“明知”和“明知”的推定进行了细化。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履行情况是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前提。本罪第一次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通过法律的方式归入到刑事法律规范的范畴,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确定了其应当承担的义务与责任后果,但在法条及《解释》中却并未对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范畴作出清晰的定义,所以在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概念的前提下,必须采取合理方式限定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范围,避免出现义务扩大化的现象,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必要的负累,如借鉴欧盟的做法,通过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内容进行类别化区分,根据其提供服务内容的不同,限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将技术中立原则和不可抗力因素纳入认定本罪的免责事由,切忌“一刀切”;确定严格的信息网络安全的国家和行业标准,信息网络安全国家和行业标准越高,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越严格。法条中明确规定了“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这一行政前置举措,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积极的缓存价值,提升了入罪门槛,有利于避免因打击面过大而影响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解释》中明确界定了监管部门的范围,主要包括网信部门、电信部门和公安机关等,但仔细思考,发现该规定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似乎并未产生太大意义,监管部门多元,权限不清,责令改正适用的不规范仍是我们在本罪适用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明确监管部门权限,树立权力清单制度,规范责令改正的具体方式是加强本罪适用的有效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