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非典”事件发生之后,行政问责制开始走进了公众视野,我国行政问责制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全国各地都相继出台了部分包含行政问责内容的政策,地方性法规也在制定中开始涉及行政问责方面的内容。同时,许多的专家学者也加入到行政问责制度的探讨及研究当中。这些都成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不断出现,一个个高官不断的被问责,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问责风暴,带给人们深深的震撼。构建和完善行政问责制自此成为我国政府管理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引起了笔者对行政问责制度构建的思考。现代行政问责制源自于西方,且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完善过程。欧美的问责制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规范和运行机制。与欧美国家不同,我国历史上经历了长期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没有良好的民主政治传统,当前的行政问责制是在国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后的产物。所以,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要借鉴西方先进经验,但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应从本土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可行的行政问责制体系。本文希望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的理论研究,针对我国政府行政问责中存在的一些现实困境,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问责主体多元化,严格界定问责对象,设定合理的问责程序,健全问责的法律体系,重塑行政问责文化,加强社会的监督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