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伟大的思想应该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思想，一种与“时代”紧密相联的思想，葛兰西政治哲学的主要思想--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正是这样一种“伟大”思想，它在我们当代社会掀起了新的研究热潮。之所以人们又“回到葛兰西”，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哲学化”和“非历史化”，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蕴：另一方面，“时代”要求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或者说“时代”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固步自封”，甚而歪曲原意。正是出于这种时代的“召唤”，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进行深刻反思及对个人政治斗争的经验的高度概括的基础上，独创性地深化了“领导权”理论，从而促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众所周知，领导权概念最初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革命者进行争论时的一个政治术语，用来描述无产阶级在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他们当中的列宁对领导权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葛兰西将列宁所领导和实现的“十月革命”称之为“伟大的形而上学事件”。当然，列宁的领导权思想主要指的是政治领导权，他对领导权的另一主要部分--文化领导权虽然有所论及，但不在重点“关注”之列。马克思基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异化”的现实，出于人类“解放”的最终目的，同样赋予政治领导权甚于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从标志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诞生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及《共产党宣言》中均可见出。然而，葛兰西在追随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同时，另辟蹊径，将经典理论家没有过多重视的文化方面或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思想“挖掘”出来，赋予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同样在“实践”中以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和意义，实现了领导权思想的绝无仅有--到目前为止--的飞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当代研究的新理路。
　　 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渊源于其市民社会理论之中，在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探讨中，文化领导权定义自然流出。在葛兰西看来，“国家”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可看作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联合，国家就在这二者之间摆动，直到共产主义社会政治社会完全化归为市民社会、国家消亡为止。所谓政治社会，指的是国家作为专政或强制机关的一面，所谓社会市民，指的是在非正式国家机关，如教会、工会、学校等非政府组织对整个民族社会行使的领导权，即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伊格尔顿看得很清楚：葛兰西将“市民社会”范畴与领导权联系在了一起，市民社会以行使文化领导权为主要宗旨。遵循将市民社会归为上层建筑的致思理路，基于工作和战斗的经历之上，葛兰西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从青年时期开始，葛兰西便十分注重文化及文化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在葛兰西看来，文化可以陶冶一个人的内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从而得以使身处“异化”的人们摆脱束缚于自身政治或经济等方面的桎梏，“文化”的这种功用是实现人类解放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强调了社会集团的两种“领导作用”--“统冶”和“精神和道德领导”--中的“精神和道德领导”的重要性：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尔后这个集团取得政权，即使很坚固地掌握着它，成了统治者，但它同时也应该或者说必须是一个“领导的”集团，否则这个集团的“领导”就不会持久。换言之，即便社会集团取得了“政治领导权”(取得了政权)，但如果不从“文化”或“意识形态”上不断地“教育”广大群众，那么这个社会集团将有可能重新“回到起点”
　　 社会集团要想夺取政治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必须首先行使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要想实现这一点，显然离不开掌握和传播“文化”的知识分子职能的发挥。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一反“学院化”知识分子定义，将知识分子概念向下扩展、“非学院化”，并称“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区分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两类。有机知识分子与工业文明紧密相联，顺应历史的潮流，代表了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知识分子在作为非正式国家机关的市民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要想实现在市民社会中发挥领导权的职能，知识分子首先必须与所代表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达到有机的统一，即是说，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获得了普遍的同意，从而获得大众的认同。葛兰西在对知识分子历史的探究中发现，知识分子作为文化领导权实现的主要“载体”，与文化领导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强调，在麦克莱伦看来，比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以上的论述体现了本文从“理论”角度对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理解；另外，本文还从“实践”角度对其领导权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以期达到对它的完整理解。
　　 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的最终鹄的是要实现“革命”，实现人类的解放，这无疑需要将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因而离不开领导革命的政党的积极参与。通过对政党和革命问题的探讨，充分体现出了葛兰西遵循马克思主义路径所实现的“走向政治的哲学智慧”。在葛兰西看来，现代世界中政党在制定和传布世界观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革命要想取得胜利、人类要想获得解放，显然离不开由有机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政党的努力奋斗。通过对自宗教改革到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代知识分子历史的分析，尤其是对第一次复兴时期温和派对行动党实施“领导”(即葛兰西所说的“变形”)的历史的考察，葛兰西从知识分子与领导权关系的视角，探讨了意大利政党形成历史；并在创建和领导意大利共产党及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中，实现了对政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深入阐发，为革命和人类解放做好理论铺垫。
　　 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只有在历史的行动--革命--中才能得以展开和实现。领导权“思想”如果不付诸“实践”，不“掌握”群众，那将“背叛”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哲学与政治紧密相联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所彻底“清算”的传统哲学无二。在对革命的领导者政党及其历史的考察的基础上，本文对葛兰西领导权“实践”的“革命”问题作了具体阐释。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所主张的通过暴力夺取政治领导权、实现革命的路径不同，葛兰西赋予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在革命中以首要地位，并借用军事术语将革命的这两种形式区分为运动战和阵地战。仅有“理论”是不够的，在葛兰西看来，生活就是革命，本文在对“生活”--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本真理解中，实现了对其领导权思想的完整理解。
　　 论文最后阐述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当代意义。我们认为，葛兰西领导权思想在当代语境下仍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无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还是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上，都充分体现出了葛兰西领导权思想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同时，葛兰西领导权思想还具有“对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启示意义”和“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两个方面的“实践意义”。由于本章不是论文的主要思考部分，故只县“初步”论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