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法定解除权在《合同法》总则第九十四条中予以规定,但总则第九十四条仅用“当事人”一词概括了解除权的行使主体仅,并未加以具体界定和区分。此处的“当事人”到底是指代何人?是否包括双务合同中的违约当事方?现行法并未给出确切的答案。以“冯玉梅与新宇公司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为开端,司法实务中越来越多类似案件的出现。2018年12月,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进行了审议,形成了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其中第353条第5款规定:“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滥用权利对对方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对方的请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这一条款引起了学术界较为激烈的讨论。合同解除制度关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也关乎着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传统理论认为,除去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以外,仅守约方可以享有合同的法定解除权,仅将合同解除制度作为对守约方的救济措施,忽略了合同解除制度对违约方的救济功能以及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功能,造成了大量的合同僵局,浪费了社会资源。笔者通过从现行制度的不足论证了确立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制度的必要性,从意思自治原则、合同自由原则以及效率价值等方面论证了确立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制度的正当性,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不同国家相关立法等方面论证了确立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制度的可行性,最终得出结论:以违约方充分赔偿损为法律后果,在合同履行存在障碍、合同存续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并且排除恶意违约和金钱债务的情形下,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不仅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平衡合同双方主体的利益,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兼顾秩序与效率,自由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