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实行的改革开放伟大决策,让我国经济飞速增长40年,辉煌成绩的背后也有隐忧,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中国政府早已意识到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因此提出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生态文明,转向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探究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对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纳入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中,利用Luenberger指数和SBM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出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无效率值及其来源,利用Malmquist指数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演变趋势比较分析和区域分析。结果表明,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后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比不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时更高,年均增长率为1.24%,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正由粗犷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因素,技术效率仍为负增长,要素配置效率和资源优化配置有待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明显的东部、中部、西部阶梯式下降的现象,区域发展仍很不平衡。2000-2017年我国环境无效率平均值为0.256,投入和产出无效率值分别为0.12、0.135,其中GDP不存在无效率,环境无效率值的四大来源分别是:SO₂、劳动、能源、CO₂。环境无效率值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阶梯上升的趋势,东部地区的环境无效率值仅为0.09,中、西部分别为0.311、0.381。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资本深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政府环境规制、地方政府竞争水平这7个维度进行了GTFP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均实际GDP的平方、研发投入强度、政府环境规制的平方项的提升能够改善GTFP;而人均实际GDP、资本深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和政府规制水平提高对GTFP具有负面作用。结果表面:人均收入与GTFP具有倒U型关系,即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成立;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的增加会恶化GTFP,即“污染天堂假说”成立;环境规制强度与GTFP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较弱的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支出,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会大于“成本效应”而使生产率提高;研发投入可以促进GTFP的增长而资本深化水平则相反;地方政府竞争水平对GTFP具有负面作用,说明地方政府为了GDP的快速发展,制定的本地经济发展政策会有意无意的放松环境标准,降低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