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根据历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①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3年的2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298.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8.84%。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共十六大把“走出去”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政府推动企业赴海外投资成为新潮流。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使中国企业获取全世界的资金、技术、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提高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还可以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竞争力,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更是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投资机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不仅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而且也可以使正处在改革深水区中的中国,进一步开辟海外市场、缓解过剩产能、破除贸易壁垒,加快与沿线国家经济的融合发展,进而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新动力。2018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7721份,新签合同额1257.8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2%,完成营业额893.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2.8%,同比增长4.4%。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将迎来新一轮增长,然而要更好地推进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还要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以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为标志,2018年世界经济正式进入了秩序重塑的关键阶段,世界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政局变动频繁,地缘冲突呈加剧形势,这些因素都将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面临严重挑战。因此,企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需要国家和政府层面的支持。在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众多因素中,将双边政治关系纳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不仅可以从理论层面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且也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提供参考,但遗憾的是,在过往研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学者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场、资源和制度等相关因素,而大多忽视了双边政治关系的作用。本文将以量化后的高层互访为代表的双边外交活动引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为理解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在交易成本理论和母国特定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由此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第二,两国建交时间越长、高层互访越频繁、政治摩擦越小,越有利于中国对该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但友好城市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第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和“制度接近型”特征。当今局势,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从政府层面,应积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另一方面,应极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深化与其他国家合作,巩固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降低企业在东道国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为中国企业开展跨国投资活动保驾护航。从企业层面,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应将双边政治关系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提高风险规避意识,合理利用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带来的有利环境。本文的创新点如下,首先,过往研究影响中国OFDI因素的文献,更多集中于经济因素的分析,少部分集中于非经济因素,即便加入了非经济因素,也大多只将制度因素纳入其中,较少考虑了政府在对外投资中的作用,而本文则将母国特定优势中的政府因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将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加入回归方程,考察其对中国OFDI的影响,为研究中国OFDI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其次,对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量化处理,过往学者使用测度方法不一,而本文采用近几年学者们普遍采纳的四个维度的指标衡量双边政治关系,比较全面地衡量双边政治关系。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如何更好地发挥大国外交的作用,更好地激发政治服务经济的功能作用,推动中国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前合理布局,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早日实现各国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