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作为中国文化圈的重要成员之一，吸收和学习了儒家文化特别是朱子思想，并且随着中国史籍的大量传入，其史学亦随之兴盛起来。古代朝韩史著对中国史学体例进行了广泛地模仿，同时也在史学思想上逐渐表现出其民族性和时代性。中华大地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往来，特别是文化更多是中国单方向地传播。于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东传，古代朝韩的修史制度、史官设置及史书的编纂也相应发展，与此同时，对中国史学体例及史学思想的学习和发展也促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史书的诞生。由于古代朝韩接受中国的史学编撰体例和历代的史学思想，因此其史书体例亦有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实录、政书、地理志等等。但又由于高丽、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其国内的政治环境随其宗主国的政治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并且由于国内的朋党之争等政治因素造成了其史书创作过程中对史书写作方式上的修改、史料上的取舍和春秋笔法上的使用。特别是出于正统史观、尊华攘夷的慕华情怀，在明清更迭后，朝鲜官方开始大量地编撰纲目体史书，并且还出现了重修中国史史书的现象，其史著中的民族特色和时代印记日渐显著。及至近代特别是光武朝时期，由于中朝宗藩关系的解除，所修史书在笔法上不再遵循事大原则。可见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力是长久的，巨大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力也在逐渐减退。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史籍通过官方赐予、使臣求购以及两国之间的商人往来得以东传至朝鲜半岛，使高丽、朝鲜时代的史学发展及其特点受到来自邻国中国的强烈影响。高丽朝纪传体史书，特别是《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在其写作方式上模仿中国纪传体正史，在其内容中大量参考利用中国资料记载甚至杜撰史实来填补已佚史料，在正统观念上始终秉持“事大字小”的尊华原则，而在史学思想上则全书上下全面贯彻中国儒家的忠孝伦理观念。朝鲜时代，由于朱子学在政治上成为了王朝的指导原则、治国指导方略，在思想上是朝鲜士大夫们所依从的标准，再加上明清更替的外界政治变化，以及朝鲜“小中华”思想的兴起，史书的内容逐渐以眀纲常、树正统为主要目的，这便催生出了朝鲜纲目体史书的兴盛以及重新编撰中国史书的现象。但深受中国影响的半岛史学，却并非简单地全面照搬，随着朝鲜本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古代朝韩史学界逐渐摆脱了以往“舍己田而耘他田”的窘状，有关朝鲜半岛历史的史籍以比前更加丰富的体例涌现出来，不仅有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还有实录、政书、地理志诸体。更重要的是，朝鲜与明清之间国家关系的变化，朝鲜对自身在东亚世界中角色的重新体认，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也都反映在史学编纂及史学思想中，从而使半岛史学中的民族、时代特色日渐突出。从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研究中，可以窥得中国文化和朝韩文化之间“渊源”与“流变”、“接受”与“内化”的关系，在这一流变、内化过程中半岛史学中源自中国的共同要素和自身特色，不仅为“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夯实了共性基础，同时还为之增添了独特而重要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