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交通运输是军队作战和后方建设的生命线,随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西迁,东部已有的交通运输网或被炸毁,或落入敌手,而西南大后方地区的交通网络尚待开发。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动员西南大后方之力量,进行后方的交通运输建设,除修建近代公路以外,还利用原有县乡道、人行道进行驿运建设,利用河道进行水运建设,以弥补近代交通的不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鄂西南地区成为后方与前线的重要“联络站”,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湖北省府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自1938年移驻恩施办公后,对鄂西南地区进行全面的勘测和规划。新湖北建设时期,湖北省府从实际需求出发,对交通机构的设置、法规的制定和人员的培养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整,规范交通的建设和运行。1940年,湖北省府开始交通修建工程,利用已有县乡道发展驿运,先后修建了恩万和利来等驿运线;同年,先后改善和修建了巴咸及咸来公路,测量来百公路,修建绿资公路,至1942年基本完成境内公路干线建设。1941年,湖北省府组设清江工程处,疏浚河道,开辟恩施至屯堡、资丘至宜都两段水运;同时,整理长江航道,维护巴东至重庆的航线;并随着战局和运营情况适时进行调整。此外,该地区已建的恩施、来凤军用机场,在此一时期也得到进一步扩建。1940年以后,湖北省内修成的水陆交通陆续投入战时运行。驿运、公路、水运三者以公路为干线,在巴东、恩施、四川万县及黔江这些交通节点发生联系,形成境内统一的物资运输网。通过多种运输方式的合作,鄂西南交通网络运输了大批军粮和弹药,以及桐油、生漆等重要战略物资;恩施和来凤机场先后投入战斗,增强了鄂西南地区的军事航空力量,推动了战事进程。鄂西南交通体系是湖北省府出于战事考虑而进行修建的,具有不确定性和临时性等特征。就战事而言,它保障了前线与后方的联系,打破了日军对我国的战略交通封锁;加强了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感,增强了抗战力量。就地方建设而言,它吸收了鄂西南地区大量的流亡人口,稳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鄂西南地区的发展。大批鄂西南的民众、土产及鄂西南地区文化从这一通道开始向外输送,近代意义的鄂西南区域文化也逐渐形成。总的来看,抗战时期鄂西南地区交通事业的建设,在“抗战”和“建国”两个层面上的作用,都是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