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作为自然给予人类的最严重考验，已受到中国政府的日益重视，成为重要的公共决策议题。公众参与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项有效举措，在中国的环保实践中得以蓬勃发展，并逐步延伸到政府的环境决策领域，对决策过程和结果施加了一定影响，进一步促进了政府决策向着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　　中国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仍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家的权威渗透到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公民的参与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的实际运行中脱离了代议制民主的本意，使得公众参与缺乏真实的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的保驾护航。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较低，而环境决策的专业性较强。这些因素的存在严格限制了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然而，近几年来，中国公众却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参与并影响了政府的环境决策，这便形成了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的“悖论”。　　“悖论”的产生源于政治机会结构的作用。本文借用西方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将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政治机会结构变量界定为:政党的执政理念、政治制度的开放性和政府的权力配置。政党执政理念的测量指标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观和发展观。政治制度开放性的测量指标为政府有关政务公开、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媒体管制和非政府环保组织管理等四个方面的法规和政策。政府权力配置的测量指标为中央环保行政部门行政层级的历史变迁。　　本文首先通过多元线性统计回归分析发现，与经济发展水平、公众科学素养水平、环境污染水平等因素相比，政治机会结构才是影响中国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主导因素，它削弱了其它限制性因素的影响。论文进一步通过案例调查与分析，研究政治机会结构各变量的历史演变及其对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影响机理。政治机会结构各变量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各单一变量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只有各变量汇聚而成的自我强化的政治机会结构才能顺利开启公众参与的大门。因此，要促进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从政府的角度看，其努力方向应当是创造更多的政治机会从而形成更加强大的政治机会结构。　　本文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第一，对西方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界定了中国政府环境决策领域中公众参与的政治机会结构变量;第二，提出政治机会结构是中国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主导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部分学者提出的科普理论的基本假设;第三，具体分析了政治机会结构各变量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影响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