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知情同意权分为知情权和同意权两个方面,即患方在作出医疗决定前对该侵袭性医疗行为可能会带来的影响的知情权,以及作出接受或拒绝实施该医疗行为决定的同意权。法律规范对患者权利的保护是一直在进步的,2020年新修订的《民法典》第1219条更是将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中的“书面同意”更改为“明确同意”。然而现实中患者知情同意权争议案件,层出不穷。既然存在着规范,但实际效果却不如规范所述,那么可能要考虑是否是实际多方因素作用下,使得权利的实现有所阻滞。目前对于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影响的研究已经很多了,换个角度探寻实践中参与人是如何影响制度应用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又该如何完善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可能会有所裨益。因此,文章以实践中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应用及其争议解决过程为视角,主要进行了以下四个部分的论述:第一部分:澄清患者知情同意权概念范围,明确区分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与合同中的知情同意以及医疗过失,为后续探讨争议解决过程中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被混淆的原因以及进一步明晰案件争点做铺垫。第二部分:借助美国法学家马克·格兰特的当事人类型学分析模型对实践中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的参与方进行分类,并从中探究多方参与人(医方、患方、卫健部门、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法院等)对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从规则制定、规则应用、诉讼外争议解决到诉讼争议解决的各个环节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三部分:根据上述分析,依托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司法裁判案例,总结出我国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应用上,医患双方出于利益考虑彼此猜忌、社会公众对患者知情同意权普遍关注、第三方介入机构处理案件时力不从心、争议解决方式选择有所差异的特殊问题。第四部分:以司法案例与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参与方对实践的影响以及制度应用过程中的特殊问题为基础,提出通过拓宽患方交流渠道提升其地位、引入专业人员改善第三方机构专业权威性、明确规则与案件争点应用以高效利用资源、相关规则变革公开平衡尽可能可视化、分级诊疗助推医疗资源最大化、术前谈话管理制度规范化等完善我国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的意见,希望能略尽绵力。